文 | 吴三川

　　“有青年，才有未来。”在最近上映的《坪石先生》中，电影一开场，便是中山大学教授黄际遇给出的答案——1938年广州沦陷后，当时的国立中山大学是去还是留？这份坚守与抉择，是对“什么最重要”的有力诠释。

　　而这样的烽火弦歌绝非独唱。“南渡北归”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节点上，许多高校博物馆推出了抗战主题展览，让社会大众得以回望，在民族危亡之际，前辈学人如何不辱赓续文脉的使命，坚守知识分子的风骨，践行科学报国的大道。对初入象牙塔的青年学子而言，以高校博物馆、校史馆、图书馆、老建筑为切口的“开学第一课”，同样触及灵魂、直抵人心。

　　走进这些“校馆”，仿佛走入了鲜活的历史现场。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大至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小至声声叮咛、嘘寒问暖，那些写于抗战时期的家书，让历史的体温变得如此可感；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老校长陈望道的旧居，如今成为真理与信仰的生动课堂，当一切变得具体起来，“真理的味道”便有了穿越时空的力量；走进湖南大学，中国唯一举行抗战胜利受降仪式的大学，有一座被称为“红楼”的科学馆，校舍墙上弹痕依旧，老图书馆只剩几根石柱静立，宛如一座座教育的丰碑。

　　“我不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和这段历史、这份精神绑定在一起了。”一名青年学子的感慨，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从“中兴业，须人杰”，到“随校播迁，辗转不悔”，从“授业于田野之间，树人于实践之中”，到“打起背包就出发”，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铺陈，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与开拓，是一个民族刻在基因里的坚韧与笃定。那些珍贵的实物、图片、影像，乍看或许并不起眼，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学术与社会。

　　早在博物馆热方兴未艾之时，许多人就发现，高校的文博资源也是一座“宝藏”。相较于社会公共博物馆，在资金、管理、规模等方面，大部分的高校的场馆不占优势，但胜在特色鲜明、“博”有专攻，对特定的群体而言，还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比如，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是我国高校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有的校博馆藏更是出土于本校，“就地取材”的器物，蕴含着“就地转化”的力量。

　　无怪乎，有人将高校的文博资源比作“大学中的大学”。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内，“北京一号”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1958年，北航前身——北京航空学院的师生员工们仅用100天时间，就研制成功“北京一号”轻型旅客机。当校史与报国史同构、个人志向与民族复兴同频，那些求真探索的科学精神、筚路蓝缕的峥嵘岁月，也必将迸发新的时代活力，让青春拥有最坚定的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