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8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新华走笔”专栏发表记者曾晋撰写的文章《先生寓北》。

　　天津利顺德大饭店208房，位于二楼长廊左手边的尽头。推门而进，晨光从窗帘徐徐漫入，仿佛历史之微光。卧室雕花柜子上方的墙上，装裱着四个大字：天下为公。紧挨着卧室的是会议室，一方棕褐色长桌，八张长椅，墙上小小的一幅书法，写着“翠亨北寓”。

天津利顺德大饭店208房间中的“翠亨北寓”书法。曾晋摄

　　这里的每一处都在提醒我，记得那位脸庞瘦削、眼神锐利的先生，那位为中华“四万万同胞”风尘仆仆、不辞劳瘁一生的先生。这座始建于1863年的酒店，就像一枚盖在近代史上的朱红钤印，记录着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与天津城的相遇。

　　从青年上书李鸿章的意气风发，到中年与袁世凯的周旋博弈，再到扶病北上的暮年，孙中山屡次北上天津之行，多在利顺德大饭店寓居。客房见证了先生无数次的深夜踱步，窗帘过滤过晨光与暮色，铜制台灯照亮的是未竟的革命蓝图，留下了他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殷殷期盼。

　　1894年6月，28岁的孙中山第一次来到天津。这位香港西医书院的毕业生怀揣《上李傅相书》（即《上李鸿章书》）八千言，在佛照楼旅舍与总督衙门之间往返奔走。彼时的天津，洋务运动正如火如荼，李鸿章创办的天津电报局、水师学堂喧哗其外，中山先生在条陈遭拒后写下的观察笔记，记录下另一个天津。

　　天津繁华的路市上行人川流不息，一双敏锐深沉的眼睛紧紧注视着——这座北方洋务中心华丽外衣下的腐朽，让他最终放弃改良幻想，转而创立兴中会。

　　穿过门堂，来到卧室外的阳台，斑驳的酒店外墙映入眼帘。百年前，先生一定也无数次张望着远方，思索着救国之道。1912年的两次下榻，就是辛亥革命后的复杂注脚。8月23日，“安平轮”汽笛声声，在天津渡口，刚让位总统的孙中山心绪复杂地下船，抬头望着北方清朗的天空，陷入沉思。

　　这是先生在天津利顺德大饭店寓居时间最长的一次，208房间成为中山先生的临时革命沙龙。在房间的长桌边上，他接见各界代表至深夜。会议室墙上的匾额，正是8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广东会馆歌舞台上演说的一段慷慨陈词：

　　“我中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何难称雄世界。”

　　字字恳切，声声祈盼，先生的声音犹在耳畔回响，我仿佛看到了与会800多人的壮怀激烈，也透过历史云层，回荡在江河大地之中。

　　在会议室长桌旁，我抬头再次看向那幅书法。208房间被称为“翠亨北寓”，因为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是孙中山先生在南方的故乡，而天津利顺德大饭店208房间是他在北方的寓所。跨越南北，纵贯全国，正如先生在河北公园发表的演说：

　　“近吾国颇有南北界之说，其实非南北之界线，实新旧之界线……惟望吾到会同胞随时随处用力开通，由一家及一乡、一县、一省、一国，于数年中务使人人皆知共和之良美。”

　　先生的梦里，不是破碎江河，不是新旧两隔，更不是南北之分，而是一个强盛的国家，一个自立的民族。

　　一个月后的再度入住，中山先生带着考察北方实业的疲惫与收获，在客房的幽幽灯影下勾勒他的实业救国理想。此行归来，他更加确信“中国亦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之中。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实业主义之行于吾国必矣。”

　　走过书桌，一方小小的杂物柜靠立在墙角，顺着架板往下看，在第三排上看到了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我眼睛湿润了。

　　思绪回到了1924年冬天，那正是军阀混战，局势最为复杂的时候，进京之路危险重重。可是，为了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和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中山先生甘冒风险，再次北上。

　　到达天津后，孙中山病重。那时，房间药香弥漫，窗外的海河已经结冰，天空一片萧瑟，而先生的革命热情仍在燃烧。

　　我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绿色的台灯亮着，白色的帘幔随着8月的风微微摆动。我拾起桌上的老式电话机，听筒靠着耳朵，静静听着、等着，等历史的电流声穿过岁月：

　　“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

　　利顺德大饭店208房、翠亨北寓、天津、中国，记住了这个声音，而且仍在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