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读特记者 赵玉 实习生 曾煦 文/图

　　“如果此刻发生不可预知的全球性灾难，而我们脚下这座深圳科技馆，其实是一艘预置的‘诺亚方舟’——按下按钮，我们就要告别地球，剩下的世界全靠馆内的东西来维持……”6月14日，由帆阅青春文学社与深圳科学技术馆联合主办，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指导的“青春科幻创未来：深圳科幻小作家采风笔会”上，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火星叔叔”郑永春用一个极具沉浸感的设想，让深圳科学技术馆这座形如“大飞船”的建筑瞬间化身为故事现场。

　　作为这座崭新地标的“掌门人”、足迹遍及全国500余所学校的科学家，郑永春并未止步于讲解第一、第二、第三宇宙速度的原理，而是不断向在场的几十位青少年抛出一个更本质的追问：当科技馆学会“讲故事”，它便不再只是知识的陈列室，而是连接当下与未来的“城市连接器”，是守护想象力并为其插上科学之翼的“播种机”。

　　从“宇宙速度”到“故事引擎”：给硬核科学装上想象的翅膀

　　讲座伊始，郑永春先用第一、二、三宇宙速度划定了奔向深空的物理边界——环绕地球的7.9公里每秒，挣脱地球引力奔向月球的11.2公里每秒，以及挣脱太阳引力驶向更远恒星的16.7公里每秒。中国的探测器已登上月球背面，奔赴火星寻找生命，“天问”这个名字本身就承载着中国人千年的好奇。但他随即话锋一转：“我们的教育往往只讲这些‘大国重器’有多厉害，却很少回答一个问题：这和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在他看来，这正是当前科普与科创教育的窠臼——宏大叙事制造了认知的“供给侧不足”。“在很多学校，学生对前沿产业的认知是滞后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鸿沟。”郑永春对记者说。他正在寻找一把钥匙，把高高在上的航天科技拉进到孩子们伸手可触的范围内，“这把钥匙，就是‘故事感’。”

　　于是他让学生们重新打量身处的这座建筑：“这外观像不像一艘大飞船？为什么由10万块不一样的金属板构成？头顶那个重达百吨的天文台，它是怎么建在楼顶的？”一连串提问后，他抛出了贯穿全场的设定：“如果有一天，末日危机突至，这座‘大飞船’真的起飞，成为人类最后的避难所……”

　　他描绘了“城市方舟”起飞后的生存图景：一切地表联系被切断，没有外卖和网购，衣服穿几十年，眼镜坏了无处可配；有限资源需要重新分配，社会结构彻底瓦解，十年后孩子们的择友范围只剩下舱内几十人，甚至“几层楼间还会分出‘湖南省’‘广东省’，相互收‘过路费’”。这个基于场馆的极致情境，将抽象的航天科幻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存挑战。

　　“我给的场景就是一个起点，”郑永春说，“科幻不是无用的幻想，它是对我们现在和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困境的解决方案预演。在这个起点上，孩子们可以构建自己想象中的新世界。”他将这种方法称为“在地科幻写作”——从身边最富科幻感的真实场景出发，用科学原理作为骨架，让想象力填充血肉。

　　孩子们在深圳科学技术馆探索世界的奥秘

　　“连接器”与“转换器”：打破学校与前沿产业的“玻璃墙”

　　活动间隙，郑永春对记者阐述了深圳科技馆更深层的公共价值。在他看来，这座拥有24个展厅、950个互动展项的新馆，其使命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殿堂”。“科技馆是一座‘连接器’，更是一座‘转换器’。”他强调。

　　他解释道，当前的教育体系存在一个明显的断层：学校的教学内容往往滞后于科技发展的速度，尤其是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天工程等领域，学生很难在课堂上接触到真正前沿的产业动态。“学生了解航天，听到的全是‘大国重器’的宏大叙事；了解生物科技，课本里的案例可能已经是十年前的技术。”这种“供给不足”导致孩子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墙”——看得见，却摸不着。

　　而深圳科技馆的存在，正是为了打破这道墙。馆内不仅展出了“20+8”产业集群中的本土优势科研成果，更通过数字化呈现、实物模型和互动体验，将高深的科研转化为青少年可触摸、可交互、可理解的鲜活场景。“我们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场所，更是让孩子们‘发现自己、发现未来’的空间。”郑永春说。他特别指出，深圳科学技术馆还承担着连接学校教育与社会前沿的功能——学生的奇思妙想，有机会通过这里对接到真实的科研和产业场景，甚至“你的实验，有可能真的被送上空间站”。

　　想象力的“逆转”：当“小孩养大人”成为可能

　　在与记者的对话中，郑永春抛出了一个更具前瞻性的社会观察：“过去一直是大人养小孩，但在未来，很有可能变成小孩养大人。”他随即解释，这并非字面意义上的经济抚养，而是指在科技极速迭代的时代，掌握人工智能等先进工具、能够快速吸收前沿信息的新生代，将在认知能力、知识结构乃至社会决策中发挥越来越主导的作用。

　　这一判断源于他多年来批阅青少年科幻作文的直观感受。“孩子们的想象力，是我们成年人都无法企及的。”他说，很多孩子为了写好一篇科幻作品，会主动查阅大量科学资料，完成数千乃至上万字的鸿篇巨制——这种内在驱动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远超任何被动作业所能激发的水平。“科幻写作是一种真正的‘自我驱动式深度学习’，”郑永春评价道，“为了构建一个自洽的世界，孩子们会自己去钻研科学、推演逻辑，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科学素养训练。”

　　正因如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为了应试而压制科幻写作的做法。“很多家长和老师觉得写科幻是‘不务正业’，但实际上，一个不鼓励想象力的社会，怎么可能领跑未来？”他同时提醒，科幻创作需要以扎实的科学知识作为逻辑基底，“科幻可以天马行空，但底层逻辑要自洽，科学背景不能轻易违背。”

　　飞向太空的科学馆：让每一颗种子找到发芽的土壤

　　当话题回到本次活动的创作任务时，郑永春再次将目光投向了这座场馆本身。除了“末日方舟”的设定，他还引导学生从另一个角度想象：如果科学馆不是避难所，而是一艘主动驶向深空的探索飞船呢？“我们可以从深圳出发，飞向太空，飞向其他的星球。”他对孩子们说。

　　在他看来，这种基于场馆的想象恰好弥补了中国科幻创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我们的科幻小说和动漫中，从来不缺乏“大国重器”的宏伟叙事，但很少为这些重器写“说明书”，也很少描绘它们背后每一个普通人的具体生活。“我们的科幻需要更多从本土场景生长出来的故事，”他说，“而科技馆就是这样一个提供叙事起点的发射场。”

　　采访的最后，郑永春对记者总结道：“我们有一句口号，‘科学如此好玩，尽在深圳科学技术馆’。它的真正含义是，我们要做的不是灌输知识，而是用最前沿、最好玩的科技实景，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与创造力，让他们在这里播下属于自己的未来种子。”在这座规模居全国前列的崭新科学殿堂里，他相信每一个孩子都能找到通往未来的入口——或许是透过天文台的望远镜，或许是通过一则关于飞船的科幻故事，又或许，只是某一次亲手触碰量子展项时，心底悄然亮起的那束光。

　　“当科学馆成为飞向太空的大飞船，每一个在这艘船上种下的想象力，都是深圳这座‘科幻之城’最宝贵的未来。”郑永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