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大营救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时刻，中共中央迅速作出的一个重要决策。这场大营救中，深圳是其关键的一环。”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近日接受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独家访谈时表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进一步回顾和研究这一事件，对于更加完整地复盘当年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展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总结历史经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李忠杰近年来对华南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做了深入研究，他通过深圳特区报向外界揭示了深圳在华南抗日斗争中的深厚革命历史底蕴和红色基因。他说，“在深圳留下的宝贵红色印记，见证了深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革命事迹，见证了深圳深厚的革命底蕴和光荣革命传统。我们要从全局高度认识深圳这些红色印记的历史地位，讲好深圳抗战故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李忠杰表示，新征程上，深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论述，把伟大抗战精神转化为推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推动深圳在新时代走在前列、新征程勇当尖兵，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三大武装力量”之一、“三大解放区”之一

　　记者：近年来您对华南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请您谈谈怎样看待和评价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

　　李忠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人民抗日武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很多人对这支武装的历史、组织、作用、功绩和历史地位不很了解。这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认为有必要将这支武装及其开展的斗争多介绍一下。

　　1945年，朱德总司令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将“华南抗日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一起并列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把华南解放区与华北、华中并列为“三大解放区”。“三大武装力量”之一、“三大解放区”之一，这就是党的七大对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和华南解放区的定位。

　　当年的国民党曾经不愿承认华南地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存在。1946年1月，国共双方及美方代表在北平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中共中央任命方方为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到广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琼崖独立纵队副司令员庄田也以华南人民武装代表的身份参加谈判。中共中央和南方局运用社会舆论，广泛介绍华南抗日武装的事迹。经过一系列斗争，国民党广东当局终于承认广东有中共武装的存在。

　　华南人民抗日武装有多支部队，它们大多是1938年随着广州的陷落，逐步开展敌后武装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初期服从统一战线的需要，多数使用了国民党军队的番号。1940年9月，各游击队组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1942年1月，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12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东江纵队，使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名称，并公开宣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

　　1944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决定发动全省性的抗日游击战争。从10月起，广东抗日游击武装开始向全省发展，除东江纵队外，又先后建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潮汕地区)。到抗战胜利前夕，华南抗日纵队建立了7支武装，人数共计2.8万余人。

　　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的斗争，牵制了大量日伪军队，影响了日军的战略意图；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参与进行了著名的“文化名人大营救”；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民主根据地；经党中央批准，与美英军队开展情报合作，向盟军提供了很多有重要价值的情报，开展对盟军飞行员和其他人员的救援工作；1946年，部分人员奉命北撤，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留下的人员又重新开展武装斗争，迎接了华南地区的解放。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深圳地区是关键一环

　　记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了一场被困香港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大营救。茅盾称赞这一壮举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您能简要回顾这一大事件吗？

　　李忠杰：文化名人大营救，这是中国抗战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进一步回顾和研究这一事件，对于更加完整地复盘当年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展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总结历史经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大批著名学者、教授、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等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滞留在香港。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梅兰芳等，处境十分危急。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香港地区的党组织，直接组织和实施了一场空前的大营救工作。广东和香港地区的人民抗日游击队，是具体执行文化名人大营救计划的重要武装力量。华南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根据地，分别承担了文化人士住宿、转运、保护、后勤保障的任务。被营救脱险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人士共计800多人。同时被营救出的，还有一批国民党驻港人员及其家属。同时还接应了2000多名回内地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这场大营救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对此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记者：这场大营救中，深圳是其关键的一环。白石龙村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有人称其为“小延安”。您能谈谈对此调查研究的新发现吗？

　　李忠杰：在这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中，深圳地区由于毗邻香港，不论水路还是陆路，都是营救过程中关键的一环。而且具体实施营救的抗日游击队的指挥部就在深圳，后来成立的广东省临委、东江军政委员会以及东江纵队司令部也在深圳。

　　作为唯一的一条陆路线路，深圳白石龙村是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第一站。现在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就建在深圳阳台山下、白石龙村口的一座庭院。这里曾是一座天主教堂，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当时村里唯一保存完好的屋子，成为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所在地，而在这场大营救中，它成为转移路线的关键一站、转运中心，是营救人数最多、停留时间最长的核心枢纽。

　　当年，在廖承志、张文彬、尹林平、梁广、曾生等人谋划安排下，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负责人在白石龙村的天主教堂研究、讨论营救和接待方案。

　　1942年1月13日，邹韬奋、茅盾、胡绳等人最先到达白石龙，此后，数百名滞港进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到达白石龙，然后由白石龙安全返回内地。

　　当时的白石龙村已经建立起较为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地下党组织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无论男女老幼都踊跃协助游击队，站岗放哨，搭建草寮。一些文化名人曾在此停留数月，白石龙村“小延安”的别称也就这样流传开来。

　　许多获救的文化名人都曾以撰文、赋诗等形式记录下这段难忘的旅程，感谢地下党员、游击队和当地百姓的无私付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茅盾于1980年出版的《脱险杂记》一书中，对在白石龙村受到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曾生、尹林平等人保护的情况有详细的描写。

　　深圳大鹏半岛，广东省临委在这里指挥华南抗日斗争

　　记者：请您谈谈抗战时期广东的党组织经历了怎样的演化过程？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李忠杰：最近几年，我前往广东省临委所驻的深圳大鹏半岛地区进行考察，并查阅历史资料，听取有关方面的介绍，深感广东省临委的历史很值得重视和研究，广东省临委留下的红色遗址也需要进一步挖掘、保护和利用，以发挥其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作用。

　　广东省临委全称为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1942年5月发生“南委事件”，华南地区的党组织被国民党严重破坏。在度过一段蛰伏期后，广东省委领导机构开始恢复。194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在深圳大鹏半岛成立，隶属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广东省除潮梅、琼崖地区以外的广东各地及香港地区党组织。

　　广东省临委成立后，全面恢复广东党的组织，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建立和壮大抗日武装，推动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全面发展；扩大抗日根据地，加强民主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团结各界爱国同胞，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与盟军合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

　　记者：深圳的红色资源深厚。抗战时期深圳的红色印记，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哪些？

　　李忠杰：在深圳留下的宝贵红色印记，见证了深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革命事迹，见证了深圳悠久的革命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我们要从全局高度认识深圳这些红色印记的历史地位，进一步挖掘深圳的革命历史底蕴，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如深圳的大鹏半岛地区既有抗击外敌入侵的传统，也有革命斗争的传统。1939年9月，曾生率“新编大队”收复葵涌、沙鱼涌，缴获日军一批军用物资。1941年，曾生率队巩固和扩大了惠宝边根据地。

　　1943年2月的乌蛟腾会议之后，广东省临委书记尹林平率领临委和游击总队转移至惠宝地区，与曾生一起开辟发展大鹏半岛根据地。以尹林平为首的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地区的工作和战斗，既得益于这一地区的良好基础和光荣传统，又在这一地区领导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开展英勇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深圳地区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记者：您为什么对大鹏半岛的革命斗争印象深刻？

　　李忠杰：大鹏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广东省临委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这里也留下了一大批重要的红色遗址，成为留给历史和人民的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深入考察调研之后，我发现大鹏半岛是广东省临委、东江军政委员会和东江纵队司令部的主要驻扎地。从1938年兴起抗日救亡运动，到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大鹏半岛一直是我、敌、伪、顽反复争夺的地区，并发展为我华南最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在这里，广东省临委土洋驻地旧址、油草棚省临委电台旧址，陈伙楼抗日民主政权旧址保存完好。它们都是广东省临委勤勉工作、英勇斗争的见证。

　　其实，我们应该知道，深圳不仅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和“排头兵”闻名于世，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上，深圳更有不少红色的印记和荣耀。通过对深圳历史的挖掘、对广东省临委在深圳大鹏半岛地区活动和贡献的挖掘，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和认识到，深圳在华南抗日斗争史上具有深厚的革命底蕴和伟大荣光。

　　华南抗战勇士，改革开放先锋

　　记者：昔日华南抗战勇士，成为改革开放先锋。

　　李忠杰：是的，深圳历史上的革命底蕴和荣光，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圳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是同样值得深圳人民自豪的底气和财富，也是应该倍加珍惜和转化利用的宝贵资源。

　　仅举一例，袁庚，深圳大鹏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袁庚作出了杰出贡献，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锋的光荣称号。很多人了解袁庚，都是因为他在改革开放中作出的贡献，但多数人并不知道，在抗战期间，他其实是从事情报工作的。华南抗日斗争时期，在广东省临委的领导下，袁庚曾任护航大队队长、情报处长、联络处处长，对东江纵队的情报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事驻外和涉外工作。1963年，曾前往柬埔寨，破获国民党企图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由于了解世界、思想解放，袁庚成了改革开放的闯将。1979年，招商局集团在袁庚执掌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的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区。他将蛇口工业区打造成为“单位面积培育知名企业最多的地方”，形成了著名的“蛇口模式”，发挥了先行先试的“试管”和“窗口”作用，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在全国引发热烈反响，他首次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率先推行企业的管理体制、分配体制等一系列改革试验，创下了24项当时的全国第一。

　　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加快建设先行示范区

　　记者：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是深圳建设好新时代经济特区、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强大动力。

　　李忠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年来，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下，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深圳新的历史使命，对深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寄予厚望，要求深圳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如今的深圳生机勃勃，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新时代新征程，深圳要建设好先行示范区、创建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更好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作用，既需要强大的实力保障，也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把伟大抗战精神转化为推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强大动力，转化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深圳在新时代走在前列、新征程勇当尖兵，以精神之光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征程，战胜新征程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深圳特区报驻京记者 庄宇辉 李萍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