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鸠鸣，让一位饱经沧桑的学者在熟悉的山水间，一下子找回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三沈”在远离尘嚣的陕南，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宁静也最关键的成长期。

　　■沈兼士先生当年在战乱中偶闻鸠鸣，写下的不只是一段童年记忆，更是对家国山河的深深挂念。

　　“咕、咕、咕——咕！”

　　你听——这个季节的陕南，有一种声音特别抓耳朵。调子不算高，却特别有穿透力。那是斑鸠在叫，一声一声，仿佛押着来自远古的韵脚，稳稳地敲在人心上。

　　前不久，一首叫《鸣鸠》的歌在网上火了。点开评论区，网友们的留言暖洋洋的：“歌词意境太美了”“听完好想去陕南安康看看”。

　　这首歌曲由音乐家姚立森谱曲，并由姚立森、姚立娟兄妹演唱。这歌词，其实改编自一首八十多年前写于陕南的绝句。写诗的人，当时正经历着国破家亡的乱世漂泊。他路过这片熟悉的山水，偶然听见一声斑鸠啼鸣，心里忽然翻涌起五十年前的童年记忆。

　　他是谁？国学大师沈兼士。

　　歌曲《鸣鸠》

　　一

　　到底是什么样的诗，能在八十年后依然让人心头一颤？这得从“三沈”与陕南的缘分说起。

　　1944年4月，57岁的沈兼士路过陕南，要去重庆。

　　那时候，他已经到京城很多年了。北平沦陷后，沈兼士坚决不肯出来工作，他说：“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工作。”翻看他的文章，文末落款处常常写着“打鬼节”“除日”“抗志斋”这样的字眼——爱憎分明，毫不含糊。

　　因为他组织参与了沦陷区文教界的抗日活动，被日伪列入了逮捕黑名单第一名。在同仁们反复劝说下，他才于1942年底悄悄潜出北平。1943年困居西安时，沈兼士开始蓄须明志：沦陷区一天不光复，我就一天不剃胡子。

　　就是这样一位满腔忧愤的学者，在路过这片山水时，忽然听见了一声斑鸠叫。

　　“咕、咕、咕——咕！”

　　那一瞬间，时光好像倒流了。眼前的青山绿水，和五十年前的记忆叠在了一起。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那时父亲在陕南做官，他和长兄士远、仲兄尹默等兄弟姐妹，放学后在山野间撒欢儿。春天花开得漫天漫地，夏天绿荫铺满院子。最难忘的，是雨前斑鸠呼唤同伴的叫声。

　　他在诗前的题记里这样写：“童年随宦汉中，山城花事极盛，与诸兄姊家塾放学，颇饶嬉春之乐。夏浅春深，徜徉绿荫庭院，尤爱听鸠妇呼雨之声。”

　　然后，笔尖一落，那首绝句就出来了——

　　漠漠轻阴欲雨天，海棠开罢柳吹绵。

　　鸣鸠有意惊春梦，唤起童心五十年。

　　战乱流离，家国故园。一声鸠鸣，却让一位饱经沧桑的学者在熟悉的山水间，一下子找回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这也是沈兼士先生的文字里，少有地提到陕南的地方。安康、汉阴，这些藏在秦巴大山里的小城，就这样和这位近现代著名学者，有了一段最诗意的牵连。

　　沈氏三杰（左起：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图源：“三沈纪念馆”微信公众号

　　二

　　沈兼士的童年记忆里，当然少不了他的父兄们。

　　他的父亲沈祖颐，从光绪元年（1875）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先后担任陕西安康县知县，汉阴、砖坪、定远等厅抚民同知。任上兴学育才、为官清廉、造福一方，口碑相当好。沈祖颐在兴安府安康等三县任职18年，后来又在定远厅任职10年。他把家安在了汉阴，直至沈祖颐病逝于陕南定远厅（今镇巴县）任所，三沈才举家由汉阴迁居西安。

　　“三沈”三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就是在这片山水间出生、长大的。沈尹默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

　　他晚年《自述》里写得明白：“我是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我和北大》里也说：“我是浙江吴兴人，因父亲在陕西供职，我于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厅。”一字一句，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确认。

　　2002年4月30日，启功先生为“三沈纪念馆”题写馆名时，告诉笔者：“过去实行异地任职，‘三沈’祖上三代在陕南为官，家室安在汉阴。按现制算，是陕西籍汉阴人，但他们遵祖制，一直用的吴兴。如果有机会，将把这些用小字写在匾额上。”启功先生还说，“三沈”出生在一个充满中国传统翰墨书香的家庭，兄弟姐妹和其母亲都能吟诗填词、写一手好字。“二先生（沈尹默）还是在汉阴成的家。”

　　这位后来成为新诗运动先驱、书法大师的学者，一辈子没有改掉在汉阴养成的习惯。沈尹默先生不仅一生保留了在汉阴练出来的能吃辣椒等生活习惯，甚至到老也没改掉浓浓的陕南乡音。沈兼士先生的女儿沈兑老师说：“他（兼士先生）平日说普通话，只有他们兄弟在一起时才说方言，现在回忆起来感觉有点像汉阴话，总之不是南方（江浙）话。”

　　沈尹默晚年《自述》里有一句特别动人的话：“山居生活，印象至深，几乎规定了我一生的性格。”他的外孙、油画家谌北新教授曾在汉江上对着青山碧水感叹：“汉阴是典型的中国山水……‘三沈’的学问、思想、为人、性格乃至衣食习惯等等都是从汉阴来的，是汉水文化养育出来的。”

　　这话说得质朴，却一下子道出了“三沈”与陕南的关系。正如北京大学原校党委宣传部部长赵为民教授所言：“在汉阴的生活和成长经历，对‘三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格的家教，使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功底；质朴的民风，形成了他们沉稳、包容的个性和学养……汉阴养育了‘三沈’，‘三沈’也为汉阴赢得了风采，可以说是‘两不相负’。”

　　从1867年祖父随左宗棠入陕，到1907年举家返浙，“三沈”四代人在陕西生活了整整四十年，其中在陕南就长达三十七年。那段时光，恰好赶上了中国近代史上新旧交替、内忧外患的关口，而“三沈”却在远离尘嚣的陕南，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宁静也最关键的成长期。

　　《四库全书》文溯阁本现存于甘肃兰州图源：“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三

　　一声鸠鸣，唤醒了沈兼士的童年。而他的一生，也在用学术唤醒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珍视。

　　作为史学家的沈兼士，有两件事不能不提。1921年，当他得知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被人当作无用之物、已经卖给纸商准备做成还魂纸时，他立刻争取教育部支持，把残存的1506麻袋档案划归北京大学，并主持成立整理委员会，开了高等学府整理清代档案的风气之先。蔡元培先生称赞他：“有功史学，夫岂浅鲜！”

　　第二年，已经退位的清室废帝溥仪以经济困难为由，想把《四库全书》卖给日本。沈兼士知道后，马上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最终让这个阴谋落了空。抗战胜利后，被日本人掌控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相关图书档案，也由他代表中方正式接收。

　　这两件事，护的是国家的文脉，收的是民族的尊严。

　　沈兼士真正的学术生命，在更深处。作为北京大学百年百位名师之一，当“废除汉字”的呼声一度甚嚣尘上时，他清醒而坚定地沉潜于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在训诂、文字、音韵和文献档案学等领域独有建树。他最早提出了“文字画”学说，认为铜器铭文和《说文》里的独体字都不是原始文字，纪事的绘画才是文字的起源。这个论断，后来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成了文字学研究史上的重要贡献。

　　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闵开德在“三沈”纪念馆开馆致辞中所说：“今天我们纪念‘三沈’，不仅为北大，不仅为人杰地灵的陕南汉阴，更为弘扬三位先生坚持正义、弘扬学术、不畏强权、爱国进步的崇高精神——而这些，也正是北大的魂。”

　　八十年，足够让青丝变成白发，让沧海变成桑田。但有些东西不会变，比如一声斑鸠的啼鸣，比如游子对故土的眷恋。沈兼士先生当年在战乱中偶闻鸠鸣，写下的不只是一段童年记忆，更是对家国山河的深深挂念。他的诗，是一个学者在颠沛流离中对故土最深情的回眸。

　　今天，当那首《鸣鸠》响起时，那声“咕咕”依然在山水间应答。什么是好的文化传承？大约就是某一瞬间，你在歌声里听见了跨越时空的心跳，在山水间感受到了同样的呼吸，然后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我想回去看看。

　　就像沈兼士先生听到的那声斑鸠：咕、咕、咕——

　　一声轻唤，山醒了，人也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