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这片土地，似乎天生就与“路”有关。

　　两千多年前，豫章郡的驿道从这里延伸，连接中原与岭南；一千多年前，贬谪官员的足迹踏过赣鄱山水，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千古叹息；五百多年前，江右商帮的扁担挑着瓷器与茶叶，走出了一条横跨万里的商路。而九十年前，一条前所未有的路，从这里出发——它不通向繁华的都市，不通向富庶的平原，它通向雪山、草地、沼泽，通向一个民族的黎明。

　　这条路，叫长征。

　　1934年10月，8.6万中央红军主力从于都出发，开始了历时两年的伟大远征。而在此之前七年，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为中国革命标注了一个重要的精神原点——英雄城，从此成为人民军队的摇篮。

　　2026年4月，全民阅读大会在南昌拉开帷幕。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选择。在“文章节义之邦”的江西，在“书院冠华夏”的江右，在军旗升起的地方，我们以阅读的方式回望历史、致敬长征。这一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大会师90周年。而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阅读从个体的自觉选择，升华为庄严的国家行动。

　　有人说，江西的名人贤士，都是从山水里“长”出来的。从陶渊明的田园诗心，到欧阳修的文坛巨擘；从王安石的变法图强，到黄庭坚的书法文章；从朱熹的理学思辨，到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从汤显祖的戏剧绝唱，到八大山人的笔墨孤高；从解缙的《永乐大典》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他们站立的地方，就是江西。而在这部厚重的文化史中，最动人心魄的篇章，无疑是红色革命的那一页。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瑞金的红色政权，于都的万里长征，构成了一部用鲜血与信仰写就的英雄史诗。

　　九十年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要回望长征？我们寻找什么？这篇文章将与读者诸君共同探讨。

　　一、起点：从南昌起义到长征出发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

　　这一枪，是信仰的宣言。在革命遭遇挫折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以钢铁般的意志举起反抗的旗帜。这一枪，让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让苦难中的中华民族找到了方向，更让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

　　这一城，是英雄的丰碑。南昌因此被冠以“英雄城”的光荣称号，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精神地标。在这里，诞生了敢为人先、勇于斗争的八一精神；在这里，铸就了听党指挥、为民奋斗的军魂底色；在这里，沉淀下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红色风骨。英雄城，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名字，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

　　从南昌起义到长征出发，这七年，江西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区域。放眼整个赣鄱大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中央苏区的燎原之势、瑞金红色政权的诞生，都在这里完成。毛泽东在井冈山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瑞金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些探索与实践，为长征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8.6万红军主力从于都河畔集结出发，开始了那场历时两年、转战十四省的伟大远征。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翻越40多座高山险峰，渡过近百条江河，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击溃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南昌是起点，于都是出发地。英雄城的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化作了长征路上的不竭动力。

　　长征精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生成、演化并嵌入现实。从革命战争时期的原生建构，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功能拓展，再到新时代的制度嵌入，长征精神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实践同频共振。

　　二、牺牲：用数字丈量，用生命铭记

　　九十年前的长征，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更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当我一次次走进赣南的山水之间，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将长征的牺牲与奉献具象为可感知的历史重量。

　　第一组数字：参军人数。长征前夕，赣南苏区总人口约240万，其中参加红军的就有33万余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等支前作战的约60万人。这意味着，每三个苏区人口中，就有一人参与了革命。

　　第二组数字：牺牲人数。1921-1949年，江西登记造册的牺牲人数有26万人，是全国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中，赣南地区牺牲的烈士就有10.8万余人。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江西籍战士倒下。

　　第三组数字：开国将军人数。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江西籍就有327位，占全国总数的20%，居全国之首。兴国一县就有56位开国将军，被称为“将军县”。

　　第四组数字：于都的贡献。长征出发时，于都人民不仅提供了800多条船只架设浮桥，还贡献了2万多民工随军出征。许多民工一去不回，他们的名字没有刻在纪念碑上，却刻在了于都人民的心坎里。

　　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滚烫的生命。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江西人民倾其所有、义无反顾。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无数赣鄱儿女把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革命的屏障，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周恩来那句“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让人眼眶发热。这句朴素的话语，道出了长征精神最深厚的根基——人民。

　　我在江西工作期间，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赣南。最初是工作需要，陪同领导考察调研、带媒体采访等，去得多了，那些在书本和资料里的地方和名字，渐渐变得亲切起来，比如于都河的渡口、兴国的烈士墓、瑞金的红井。走得越勤，思考就越深。故事越熟悉，我的疑问就越多：那些写入教科书的历史事件，我们这一代人都学过，可为什么总觉得隔着一层？我们讲红色故事，讲了很多年，可真正入脑入心的有多少？宏大叙事如何让当代人产生共鸣？革命精神如何用今天的方式传播？……

　　我带着这些问题，一次次走进赣南，去走访、去座谈、去查阅档案、去核对史料。走得多了，问得多了，心里那些模糊的轮廓，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三、行走：脚踏泥土，方知红色何以深沉

　　我对江西的了解，源于书本。真正让我对这片土地产生敬畏的，是十五年来无数次的赣南行走。

　　2023年、2024年、2025年，我连续三年到于都调研。在长征出发纪念馆，我看到一封红军家书，字迹歪斜，却字字滚烫：“父母大人，儿此去不知能否归来，但为国为民，死而无憾。”我采访过一位红军后代，他的爷爷出发时，父亲还在襁褓中。他说：“他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但我知道他去干了什么。”在兴国，我拜谒了一座无名烈士墓，守墓人是一位老人，他的父亲当年参加长征，再也没有回来。他守了六十年，说：“我不知道哪个是他，但我知道他就在里面。”在瑞金，一位老婆婆指着村口的大树告诉我：“当年我丈夫就是从这里走的，我每年清明都来这里站一会儿，说不定哪天他就从这条路上回来。”

　　我逐渐梳理出江西红色文化的独特谱系——“四个摇篮、四处胜地、一营一人”：井冈山是革命摇篮，南昌是军队摇篮，瑞金是共和国摇篮，安源是工运摇篮；铜鼓是伟人脱险地，于都是长征集结出发地，小平小道是改革开放思想萌发地，共青城是创业精神发源地；上饶集中营是革命意志锻造地，方志敏是共产党人信仰的典范。这个“4411”框架，是我对江西红色文化研究的概括。

　　于是，我开始用笔记录这片土地。《红旗漫卷江西》梳理江西红色文化谱系，《课文背后的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小平小道》写一代伟人在困境中的思考。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红色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又编写了《红色文化教程》。最近，我还在与三环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合作，主编“三个一百年”丛书，包括《上山——井冈星火特写》《向新而生——从南昌起义到会师井冈》《霹雳一声暴动——秋收起义特写》三部作品，系统回望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一百周年。

　　从书房走向田野，从阅读历史到书写历史，这十五年，其实是我个人的一场精神长征。而这场长征，与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与我为之奔走的事业，早已融为一体。

　　四、践行：我的长征路，从“指挥员”到“陪跑员”

　　有记者问我：您在江西工作生活十五年，最深的感悟是什么？我回答了三个词：敬畏、热爱、责任。

　　敬畏，是因为江西文化底蕴厚重。这片土地有看不尽的山川、读不完的历史。热爱，是因为江西人民质朴坚韧。责任，是因为我始终是江西文化的“服务员”和“推销员”。

　　在行政岗位时，我侧重顶层设计，推动“江西风景独好”品牌。这句广告词的背后还有故事：2010年，我们在讨论江西旅游宣传语时，许多人反映江西旅游知名度不高，缺乏有影响力的核心广告语。我们提出把“江西风景独好”作为宣传口号。有同志质疑：“广告不能有排他性，你说江西风景独好，别的地方都不好吗？”我们答辩主要讲两条：一是“独好”不是说其他地方不好，而是强调江西风景自身的独特优势；二是毛泽东同志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 1934年在江西会昌写下了“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如今，“江西风景独好”已为社会广泛认可，成为江西省域品牌形象定位。

　　如今作为江西省文化和旅游研究推广协会会长，我更像是“陪跑员”，靠协会的力量，整合资源、发现痛点、推广经验。我们正在拍摄百集短视频《江西风景独好》，用民间视角解码文化基因；在于都推出“跟着红军去长征”沉浸式体验课程，让学生们用脚步丈量历史；推动赣深文旅融合发展，让江西的红色资源与大湾区的市场对接。

　　2026年3月，我陪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访问江西，这是她连续三年受邀到红土地参观调研。她在于都的长征渡口观看情景剧《告别》，在瑞金感慨：“饮水思源，这四个字的分量，站在这里才真正懂得。”

　　回望这十五年，每一本书、每一次调研、每一次推广，都是我在长征路上的一个脚印。我知道，我的长征路，还在继续。

　　五、赓续：精神火种，照亮新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体现，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品格的集中表达。”他还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长征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用五个“力”来概括：信仰力、组织力、行动力、传播力、凝聚力。

　　信仰力，是精神之核。“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胜利的根本动力，源于红军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在新时代，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依然是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奋斗意志的根本源泉。当年红军将士翻越雪山时，许多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紧握着党证和银圆作为最后的党费。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它不是写在纸上的教条，而是融入血液的自觉。

　　组织力，是制度之基。正是由于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严明的纪律约束与高度团结协作，红军才成就了史诗般的胜利。新时代背景下，组织力体现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长征途中，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另立中央，企图分裂红军。朱德同志坚定地说：“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会跟党中央走。”这种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品格，正是组织力的生动体现。

　　行动力，是实践之翼。长征精神展现出不惧艰难、实事求是、锐意创新的实践品格。长征路上，红军没有地图，就靠老乡带路；没有给养，就靠自己种粮；没有武器，就从敌人手中缴获。这种不等不靠、主动作为的精神，在今天依然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利器。

　　传播力与凝聚力，是价值之场。传播力决定了长征精神的社会辐射范围与传播活力；凝聚力则关涉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价值聚合作用。在数字媒介环境下，要让红色精神以可感知、可参与的方式传递给公众。当年红军长征时，沿途刷写标语、演出活报剧，用最朴素的方式传播革命思想。今天，我们的传播手段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传播的本质没有变——让更多人了解长征、理解长征、认同长征。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我很欣慰地看到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县正在用鲜活的实践，为长征精神的当代传承写下最有力的注脚。“红军大桥”“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于都县将一部长征史镌刻在滚烫的名字里，桥上的人来车往每一天都在与历史对话，向先辈致敬；长征学院开学一年，培训学员超过15万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在这里读原著、学党史、悟初心，让长征精神在制度性空间中得以传承、延续、发扬；由红军后代自发组建的长征源合唱团，坚持十三年公益演出《长征组歌》620多场，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把红色故事讲到基层、讲到全国，获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以世界级的科技舞台，让观众穿越时空，夜渡于都河、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一个个历史瞬间，在声光电的交织中变得触手可及，让红色文化“活”起来、“潮”起来，走进年轻人的心里。

　　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今天的生活里。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终究是为了回答今天的问题。当我们把目光从于都的实践转向时代的现场，便会发现——我们这一代人，正站在另一条长征路的起点上。

　　今天我们面临的时代挑战，与九十年前完全不同。科技封锁、产业升级、人口老龄化、人工智能革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课题，不比爬雪山、过草地容易。但长征告诉我们：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难的事，一件件也能做成。尤其是人工智能的浪潮扑面而来，很多人焦虑、迷茫。回望长征，当年红军面对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困境——没有地图、没有给养、没有后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依靠群众。这些精神，在今天依然管用。面对AI，我们既要拥抱技术，更要坚守人文；既要追求效率，更要不忘初心。正如长征教会我们的：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精神的传承，最终要落脚于行动。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从理论中明晰方向，从实践中看到希望，从英雄城出发，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六、出发：从英雄城走向新的长征

　　4月20日，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将在南昌开幕。英雄城，又一次成为精神汇聚之地。

　　如果大家到南昌来，不妨将脚步向南延伸，去赣南读一部无字的大书：立于于都河畔，看河水静静流淌，读那八万六千个背影涉水而去的深秋之夜；走进瑞金，掬一捧红井水，读“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朴素真理；再去看看赣南的客家围屋，那一圈圈围拢的土墙，是一部凝固的客家迁徙史，读懂了它，就读懂了一个民族的坚韧与守望；去拜访王阳明在赣州留下的遗迹，他在此地讲学、理政、平乱，“知行合一”的思想，正是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影响了五百年。江西就是这样一部大书——红色是其中最炽热的章节，却远非全部。

　　今天，我们的回望，不是为了沉湎，而是为了出发。毛泽东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九十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路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征程中，找到那股“从头越”的力量。愿阅读，让长征精神永远明亮。

　　（作者：朱虹，南昌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