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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防空警报准时划破城市上空。人们停下脚步,默哀,铭记。
停下来容易,难的是停下来之后想起什么。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声爆炸,把中国拖入十四年深渊。这件事写在教科书里,人人背得出。但“背得出”和“看得见”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那些年的中国人究竟经历了什么,在怎样的场景里活着,用什么方式彼此鼓劲,靠几行结论式的文字,是拼不出来的。
今时,距离那一夜,整整95年。
有些真相,需要另一种材料来还原。
文字到不了的地方,还有画
战争年代,识字的人有限,文字到不了的地方,图像可以。画家拿起木刻刀——版画刻得快、印得多、贴得广;布画可以卷起来背在肩上,跟着宣传队从城市走进村镇。美术就这样走下殿堂,漫进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墙头的宣传画、报端的漫画、香烟盒上的商标、年节里的月份牌,连广告都成了动员的阵地。十四年里,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见过的“抗战美术”,未必比读书人读过的文字少。
只是,战火落幕之后,这一整片悲壮的时代图景,长期无人系统梳理。学界对抗战美术的认知,或囿于通史著作中的寥寥数笔,或散见于画家个案的孤立研究,始终缺少一幅完整的战时美术版图。
胡光华教授自1986年起埋首这项工程,用三十余年回答一个并不复杂、却少有人认真回答过的问题:十四年抗战,中国人画了什么?答案落成六卷本、300余万字的《中国抗日战争美术研究》——“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出版后先后获上海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上海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这套书没有按时间顺序重讲抗日战争美术史,而是拆解为宣传画、雕塑、美术运动、美术教育、中外交流、现实主义绘画六个相对独立又彼此勾连的专题,分别立卷。中国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所所长凌承纬以“致广大而尽精微”评之——“广大”,是把美术从象牙塔拽到十字街头;“精微”,是每卷都能沉下去,于细微处见真章:雕塑卷考证“建墓铸逆”运动中各地汪精卫跪像的创作始末;宣传画卷将很少被写进美术史的“商业美术”纳入视野,“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广告画、“九一八牌”商标、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期间涌现的月份牌画,皆为明证。
一幅画,就是一份证词
这套书最见功力的地方,在于把图像摆在与文献同等的“史料”位置:图像不再是文字的注脚,而是与文献互证的独立证据。作者不仅调用了大量抗战美术作品,更着力发掘与之匹配的历史档案、老照片、实物与当年报刊的原始报道。1933年《申报》先后两次留下珍贵记录:九月,上海美专学生国难宣传团携布画奔走十一省,行程两万里作国难宣传的事迹;十二月,上海国难宣传团赴蒙边办展,成千上万蒙胞携儿带女、全家出动,盛况空前。不止于民间宣传,抗战美术亦是将士的精神旗帜,抗日名将冯占海将《九一八之夜》画作悬挂在办公室,“以此自励,足证抗日雄心未泯”。
正是这种以图证史、以史释图的双向工作,让早已消失的作品重获被观看、被研究的资格,也让九一八之后的民族记忆有了具体的视觉载体。
赶在它们褪色之前
那十四年留下的画,很多已毁于战火,幸存的散落在档案、旧报刊与私人收藏中,正随着纸张老化慢慢褪色。胡光华做的事,就是与时间争抢:三十余年日复一日的钩沉、比对与考证,把它们一张张打捞上来,摆到与文字同等的地位。以一人之力完成300余万字、横跨六大门类的体系化专著,学术勇气与史料功力,都属罕见。无论在资料发掘、专题分类还是图像证史方法上,这套书都把抗战美术研究往前推了重要一步。
连装帧设计也成了这种努力的延伸。丛书六卷统一以炭黑铺陈内封,护封取低明度的大地色,烫黑工艺压印书名,粗纹艺术纸模拟战时土纸与旧版画的肌理,与书中木刻版画、战时宣传画的风格遥相呼应。这种刻意做“旧”的设计,让读者在翻开书页之前,就隐约触到那个年代美术家以刀笔为刃的刚健与热血。

九一八,警报会停,记忆不能停。
三十余年,六卷,300余万字——这几个数字背后是一个朴素的想法:民族的记忆不只记在文字里,也画在纸上、刻在木板上、印在月份牌和香烟盒上。
勿忘九一八,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真相。而真相,有时就藏在一幅画的角落里。
供稿:王晶
制作:颜庆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