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艳萍

　　2026年春，“新乡土诗派”正式重启。

　　胡述斌搭台，陈惠芳点将。于鸣非在大洋彼岸隔着时差拿出新作，黄修林翻出了九十年代的组诗旧稿，吕宗林发来《诗歌导报》旧照，东北姑娘芳菲被“陈台长”点将后写下《不敢说，我是农民的儿女》，发出“原来我也是新乡土诗人”的感叹，沉寂多年的诗派，终于重新引得凤凰归。

　　作为诗派元老，平台创始人和重启策划人的术之（胡述斌笔名）先生深思熟虑，再次垂范，率先抛出理论重章——“术之十论”，为诗派重启定下理论基调。

　　“术之十论”立足“新乡土诗”的过去、现状、未来，从精神根系，时代背景与精神内核，史学地位，到语言特色，时代价值，以及与海子的精神定位出发，对“新乡土诗”的地域和全域进行拓宽，对“新乡土诗”未来走向，中国特质都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完整地构架了新时代语境下“新乡土诗”的理论框架，它回答了诗派四十年来未能系统回答的问题：“新乡土诗派”凭什么在沉寂多年后还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然而当仔细读完这十篇文论，却发现一个悖论跳将出来，那就是“扎根”和“漂泊”。它用最系统的语言和最完备的逻辑论证了“根系”，却不得不面对时代发展下新乡土人精神的“漂泊”，这暴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个时代的根系正在松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根”的稳定。

　　一、重启：裂缝与缝合

　　“新乡土诗”的概念是由湖南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于1987年在湖南长沙最先提出，经行人、胡述斌等人创办的《诗歌导报》的大力推举，逐渐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新乡土诗派”，这一诗派以“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为宗旨，倡导“坚实、简约”的创作风格，在湖湘大地乃至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9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语境的转型，诗歌一度沉寂。但“新乡土诗”没有一直沉寂，2012年陈惠芳在qq群里再次发起“新乡土诗”复兴活动，将“新乡土诗”推向另一个高度，四十年来胡述斌依托潇湘诗会和丝网对诗派进行了持续推进。但随着经济转型的社会环境影响，诗派仍然出现了大量创作者的流失、新生力量的薄弱、作品散失等状况。

　　近年，“新农村建设”蓬勃发展，文化开始转型，诗歌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更多诗人投身这一洪流。较之前，诗人创作呈现更多差异性：新生代作品多以城市为题，并呈现个体性、现代性等多元特性，老一辈诗人创作由“田园故土”范畴转到城市乡土，作品呈现更为复杂的“两栖性”。然而，面对诸多现象，诸多人开始迷惑：什么才算“新乡土诗”？写城市算不算？“后乡土”和“新乡土”是什么关系？

　　顺着以上问题，我们发现与诸多诗派一样，“新乡土诗派”一直存在“重创作，轻理论”的状况。近三十多年里，这种创作与理论的失衡愈显突出。缺少理论指导，诗歌流变未得到应予的关注和尊重，“新乡土”界定模糊，未来方向不明，诗人归属感缺失，诸多优秀作品如遗珠散落。新时代新语境下，无论诗人还是诗派，都呼唤一次新的理论重启。

　　这种悬浮的空茫和痛感正如彭国梁《在城里，在乡里》所写：“在城里，我穿得再洋，他们总说有点土气/在乡里，我穿得再土，他们总说有点洋气”，它道出了那一代人的集体困境。亦如江堤《手指移植》：“乡村手指/在摩天楼群的黑暗中/移植到城市手上”，触摸到的却是一只“水泥跳蚤”——城市的异物，永远挠不中乡愁的痛处。几十年流变，不仅是经年之痛，更是断裂之殇。而接上这裂口的，当是“术之十论”。

　　二、根系：存在与归属

　　至2025年底，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突破百分之六十七，乡村空心化在加速，方言在消失，祠堂在坍塌，“故乡”越来越像一个遗址，有人会问：“乡土都快没了，你们还在写什么？”

　　“术之十论”从头到尾只回答一个字：根。

　　这套论证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它论证了什么，而在于在当下语境下它不得不去论证什么。也就是在一个乡土正在加速消失的时代，“有根”本身已经成为一件亟需辩护的事情。

　　关于根系的讨论，在“术之十论”中占据显要位置。其溯源《诗经》农事书写、《楚辞》传统意象，由陶渊明的归隐审美和杜甫的家国忧思，奠定了中国诗歌“以土地为情感与伦理载体”的基本范式。诗派延续艾青等现代诗人“土地—人民—家国”之抒情脉络，以韩少功《文学的“根”》奠定时代思潮基础，以海子“麦地诗歌”的精神互为参照，将乡土升华为“精神原乡”，也为后续“后乡土诗”提供了发展思路。地域上则根植湖湘，以地方性经验烛照出民族精神的普遍性，从而打通了“新乡土诗”从湖湘走向中国乃至世界的路径。

　　整体来看，“术之十论”构建了由古典母题到现代思潮、到流派演进的纵向脉络，并架构了地域文化的横向脉络，直至构建形而上的“精神家园”。其合力完成一个论证：“新乡土诗派”不是1987年从天而降的，它是扎根三千年土壤的。

　　然而，证明根系之时，一个新的疑惑也随之浮现——如果乡土只留在文字中，那这根到底是扎在土里，还是扎在文字里？

　　对于这个“根”之悬浮问题，“术之十论”没有回避，它把“乡土”转化为“根”，把“根”又转化为精神坐标——扎根不取决于土地，而取决于你是否愿意在词语中重建与土地的关系，是否愿意在诗歌里“返乡”。

　　此次重启中，刘鸿伏以《端午独竹漂》开篇，“竹上飘然若仙的女子/仿佛从神话传说中来/穿越楚地三千年烟火”，以楚地神话，发起了“端午”同题诗创作活动，该活动一共收录了近百篇作品，是“新乡土诗派”对屈骚文脉根系的一次夯定。“江堤纪念月”活动中，王开林以“瓦片精神”、周正良以“抱瓮人”书写江堤对文化根脉的继承与守护，蒋军荣以十二篇评论对江堤所代表的“新乡土诗”从文化根脉上进行梳理。“点将台”里，贺星辉《在溆浦过大端午，读〈楚辞〉》浓墨重彩地记录了诗人对楚辞文脉的追溯。

　　从端午独竹漂到“瓦片精神”，从根脉梳理到楚辞追溯，这些诗学实践都指向同一件事：根系不在远方，就在每一次与传统的对话之中。它们正是根系论里生长出来的鲜活样本。

　　与此同时，诗派另一脉重要源流亦在生长。2004年，曾为新乡土诗派骨干成员的吴昕孺与欧阳白在“诗屋论坛”共同倡导“好诗主义”，以“创新与感动”为双重标准，主张诗歌应立意新颖、语言平实、以真情实感为基石。这一诗学主张与“新乡土诗”对“坚实、简约”的追求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湖湘诗歌在世纪之交的精神根系。

　　三、谱系：流变与锚点

　　诗派沉寂多年，大量作品如遗珠散落，诗派内部缺少关联与传承，很多诗人特别是新生代诗人对自己定位不明，归属感缺失导致诗人创作积极性受挫。“术之十论”的第二个贡献，就是为这四十年的流变建立一套谱系坐标。

　　流变的时间轨迹清晰起来：发起到兴盛、沉寂到复苏。而流变的深层逻辑亦被揭示：“后乡土诗”并非另起炉灶，而是“新乡土诗”的内在延续；“新市民”亦非与“两栖人”割裂，而是同一精神谱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演进。这一界定，打破了此前“只有黄金时期、其余皆为空白”的武断认知。

　　精神维度上，“术之十论”精准捕捉了“新乡土诗派”的核心特质——“两栖人”的身份撕裂感：身体寄居城市，灵魂浮游故乡。它既是对朦胧诗“宏大叙事”的疏离，也是对第三代“后现代实验”的另一种回应，在当代诗坛中走出了一条“中间道路”。有了这一坐标，创作者得以确认自身在时间轴上的位置、在精神谱系中的方位，评论者也获得了超越文本的比较尺度。那些散落已久的作品，也因此被重新识别与归位。

　　此次重启，“胡述斌搭台、陈惠芳点将”，这些“将”有些是陈惠芳慧眼识“珠”，有些则是毛遂自荐。所以出现了本文开头新老诗人纷纷认归的一幕。而那句“原来我也是新乡土诗人”则是延迟的觉醒本身，亦是谱系坐标的一个注脚。

　　陈惠芳“点将台”以老辣的手笔点出了“新乡土诗派”的流变和辽阔。在《曾冬其人其诗》里，他说诗人曾冬由三十多年前与零零碎碎的乡土相爱到如今的《和万物相爱》，是“情感的进化，也是诗歌的进化”。这种流变意识不仅反应在诗歌创作中，也反应在他的诗歌批评中，如《何俊霖其人其诗》里陈惠芳以要“加强诗歌的批判力度”“要加速诗歌的进度”自省。

　　如今重启已进入白热化阶段，随着七大主题齐头并进，多家主流媒体跟踪报道，全国众多媒体、自媒体纷纷转载，谱系给每一个漂泊者标注了精神坐标，沉寂多年的诗派再次聚沙成塔，“两栖人”的“悬浮”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坐标一旦确立，散落的星群亦各自归位，“原来我也是新乡土诗人”不是偶然感叹，而是被看见后的必然回声，这也从另一个维度论证了“术之十论”的深思熟虑。

　　四、校准：从挽歌到建设

　　文脉根系解决了“从何而来”，谱系坐标廓清了“以何面貌”，但新语境下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随着新生代诗人大量涌入，创作主题从“田园故土”转向“城市乡土”，“新乡土诗”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

　　“术之十论”从语言质地、情感温度与精神向度三个层面，为新时代的乡土书写进行了系统的美学校准。

　　语言上，“坚实、简约”的早期主张被重申并深化。“坚实”兼具精神内核的厚重与语言表达的张力，“简约”则要求“去装饰化”，要求选取有文化根性的具象，追求短促有力的句式，避免“直白口语”与“晦涩成风”两种极端走向。情感上，“术之十论”提出了“在场者”视角，强调情感应当扎根于具体人事风物，不是所有城市街巷的诗都属于“新乡土诗”，只有那些从个体经验出发、又能触及更广阔乡土精神脉络的书写，才具备真正的美学特质，如方雪梅《地铁上的农民工》以“你们放低身子席地而坐/却把一种纯朴高高举起”的日常场景，表达了乡土传统在现代转型中的阵痛与坚韧。精神上，“精神家园”不是对过往田园的简单复刻，而是“现在时态的人类依据自己的生命需求筑造出的一种‘精神模型’”——这是陈惠芳先生早已给出的判断。

　　三层美学校准完成了关键的转向：“新乡土诗”从“怀旧式乡愁”走向了“建造式归属”。从追问“失去了什么”转向追问“还能建造什么”。“新乡土诗”不再是挽歌，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建构。

　　“点将台”、同题诗和“江堤纪念月”活动中，均涌现了一批“建设式”的探索作品。点将台《汤红辉其人其诗》中，陈惠芳认为其作品具有新闻从业者的在场性，真实鲜活。姚茂椿则以“巴草地”“歌坳”等侗族原生态名词诗学建立起边地生命之网。吴茂盛则以“红马”之态展现流变。“江堤纪念月”中，诗人非鱼用一组“同构诗”在新旧语境中与江堤先生对话，诗人章仙踪则以截句形式续写了一组新章，他们用古典诗词创作手法对新诗创作进行了一场探索。《黄丝桥》中诗人非鱼将自己置身一条河流，以简约短句和桥头桥尾的隐喻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章仙踪《草鞋》则写出草鞋在半个世纪里实现了从“苍凉”向“繁华”的转化，而实现这种转化的又岂止它们，更有诗人和诗歌本身。

　　五、拓新：实践与追问

　　“术之十论”对未来的指向同样明确：深化数字诗学表达、拓展跨文化对话空间、构建生态伦理叙事；从“湖湘”到“中国”的理论通道被打通；从“两栖人”到“新市民”的转型路径被理顺——它们共同指向了诗歌的现代性转化。

　　此次诗派重启依托“丝网”（诗网）平台，由多家主流媒体转载，并借“点将台”推出诗人，让诗歌从纸面走向云端。特别是同题诗《客》以朗诵+视频形式呈现，陈其意富有质地的声音将三十五位创作者的诗意传向云端。

　　而在创作实践层面，最能体现“术之十论”理论指导意义的，当属胡述斌的两首同题诗。作为策划者与元老，他以自身创作垂范了从“根系”到“拓新”的完整路径。《端午》一诗中，“一株巨大的兰草/弹了弹衣冠/走进我的书房”通过奇崛的想象，连通古今。“他的目光/透着云梦泽的氤氲/仿佛绿色的电流/又一次对我的全身做X光透射……”诗人将“香草”与“云梦泽”等古典意象与现代科技意象“X光透射”“绿外线”并置，制造一种时空错位的悬浮感，但古典的根能植入现代的土壤吗？诗人并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面对香草/今天，我想做个君子”。再看另一首《敲冰凌》同题诗，“那句话越来越硬/仿佛北方的冰凌/倒悬在南方的屋檐”，这一刻，“北方的冰凌”嫁接“南方的屋檐”，何为故乡，何为异乡？答案悬而未决。而“我敲/还是不敲”看似表达某种情感纠结，实则隐晦表达现代人无处不在的精神悬置。两首诗相较其早期作品，在表现“悬浮”主题上，风格与技法均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

　　陈惠芳《敲冰凌》中“乡野的茅屋，不为秋风所破/也为冬风所破”将自然之力人格化；“那些溅落一地的音符/蜕变成种子，穿越到春天慢慢发芽”则在冰雪消融、生命循环中建立起一种积极的生态观。郭永莉则在父亲敲击冰凌的“叮咚错落”声里听出了“最幸福的琴声”。这些声音一起构成了人与自然最质朴最和谐的乐章。

　　《客》同题诗中，多重精神悬浮被逐一打开：胡雅婷以“你坐在椅子里/椅子里有一口井”的深度留白，道出生命的空洞；晶莹雪在“一张旧桌子”的家庭场景里，让“光线偏过来又偏过去”，描摹了一种介于守护与疏离之间的微妙悬浮；谢午恒《接客》写出了绿皮火车离站客未至的空茫；向敬之“离家几天，我成了稀客”，精准捕捉了“两栖人”与故乡的隔阂；张璞则以“邻居某甲”与保姆、笼中鸟、“我”构成的多重“客居”关系，借“东边乡里人”这句俚语，生动刻画了“新市民”在都市中的孤独和疏离。这些作品共同指向一个事实：时代发展下，“精神悬浮”是人类永远悬置的话题。

　　“术之十论”的理论指导意义也渗透在诗歌批评上，刺客的同题诗评论《深扎与远望》，以极强的批判意识，从个人创作体验出发思考“新乡土诗派”重启的宏观意义。楚人评行人《我用诗切入土地》中，认为“肢解”一词践行了“坚实、简约”的语言美学。周正良《用生命的呐喊吹响出征的号角——楚人〈诗颂寻维州〉赏析》则回答了红色叙事如何从个体情感抵达家国情怀——其从“两栖人”式的乡愁牵挂走向“新市民”式的家国担当。笔者的评论文章《悬置的乡土：论江堤诗歌中的现代性困境》则指出“这种与文脉相承的悬浮，既是精神重建，也是一种永恒的漂泊本身”，这些正是“家园论”在批评实践中的生长。

　　这场拓新也隐藏着一个更深的追问，也是“术之十论”留给后来者的作业。

　　当方言只在档案里，当老屋变成高楼，当节气只在手机App里被提醒，当诗歌可以乘上AI之翼时，当硅基生命取代碳基生命，当乡土最终消失，“精神家园”还会继续存在吗？它只存在于文字的“乌托邦”里吗？它究竟该以何种方式更新与守护？

　　“术之十论”在前景论中有意留给诗人们这个问题。在这个台阶上，它所锚定的根系坐标、所构建的精神图谱、所校准的美学准则，足以让下一代诗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应是术之文论的终极意义所在吧。

　　附：“术之十论”之完整标题及本文对应简称

　　“根系论”（文论一）——《土地与诗人：论“新乡土诗”的精神根系与美学表达》

　　“内核论”（文论二）——《“新乡土诗”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内核》

　　“史学论”（文论三）——《“新乡土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语言论”（文论四）——《“新乡土诗”的语言特色》

　　“时代论”（文论五）——《“新乡土诗”的时代价值》

　　“海子论”（文论六）——《“新乡土诗”与“麦地诗人”海子：一个时代的“精神还乡”》

　　“地域论”（文论七）——《“湖南新乡土诗派”的地域性与全域性》

　　“前景论”（文论八）——《“新乡土诗”的前景》

　　“特质论”（文论九）——《中国特质诗歌：乡土诗和“新乡土诗”》

　　“家园论”（文论十）——《我们要建构什么样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