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与低调和内敛的人文性格相关，石家庄是最不善于自我夸耀的城市之一。

　　这与事实反差颇大。事实上，石家庄历史上有很多引以为豪的地方，创造了许多享誉海内外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发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历史贡献。

　　□孙万勇

　　为中华文明

　　作出杰出贡献

　　千古之美——蔚为大观的古建筑

　　石家庄拥有从隋代以来的历朝古建筑遗存，璀璨夺目，极具价值，仅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就达30多处，被学者专家称为“中国古建筑的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是铜佛、钟楼、石桥、桥楼殿。

　　隆兴寺观音铜佛。由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敕建，是我国历史最久远、体量最大的立式铜佛，其工艺建造水平极高。我国现存的古铜佛，只有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强巴铜佛比它高，但后者晚了900多年。明代，波斯沙哈鲁王派的使节来到真定，赞叹其体量之巨大（估算76吨），无法言喻，只好说用10万头驴子驮的铜铸成；有50腕尺高（一腕尺45厘米），约等于23米，与铜佛实际高度21.3米很接近。

　　正定开元寺钟楼。建筑大师梁思成认为，开元寺钟楼“与其他建筑迥然不同，古简粗壮无过于是”，最后断代为唐代的钟楼，且是中国“独一遗例”，由此进入我国仅存的三座唐代建筑行列。铜钟高3米多，厚15厘米，重11吨，与楼浑然一体，千年不坠，数学家华罗庚称“这是一个谜，在世界数学史上，至今还未被后人算清并揭示出来的数学几何力学题”，可谓一大奇迹。

　　隋代的赵州桥。它像一道美丽的长虹横跨在洨河之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跨度最长的敞肩拱桥，世界桥梁组织认定为开世之作，比著名的意大利威尼斯拱桥要早600多年。唐朝文人赞美她如同“初云初月，长虹引涧”。

　　大石桥历经1400多年风霜、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仍然屹立在洨河之畔。如果不是因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今天它仍然是车水马龙的通衢之道。

　　苍岩山桥楼殿。建于隋代，是我国三大悬空建筑之一。巍峨独特的桥楼殿堂，于重山叠翠、峡谷一线处，形成“桥殿飞虹”的天下奇观。也可以称为是古代的综合建筑体。同为建筑奇观的山西浑源的悬空寺，为木质框架式结构，在陡崖上凿洞插悬梁为基，而桥楼殿是雄踞于高耸的两山之间，没有任何依托的悬空建筑。桥长150米、约35吨重，与楼殿浑然天成，堪称巧夺天工，蔚为壮观。这个画面进入电影《卧虎藏龙》之中，引发全球观众的惊叹。

　　桥楼殿是建筑学的奇迹，如何搭建至今成谜。我们只能说，在千年之前，先人们就贡献了旷世的聪明智慧。

　　悠长的丝带：丝绸之路的产业源头之一

　　人们都知道，汉唐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古都长安，但很少有人知道，丝绸之路的重要产业源头之一，在今天的河北中南部地区，石家庄区域又是重要的产区。

　　考古证明，石家庄是中国最古老的桑蚕文化和丝麻织技术的发祥地之一。20世纪80年代，在滹沱河畔的正定南杨庄（今长安区境内）仰韶文化遗址上，发现了世界上最久远的陶制蚕蛹，以及纺纱轮和骨匕，距今有5400多年，说明在那个时期，滹沱河一带就开始了种桑养蚕的活动。

　　稍早，离正定不远的藁城台西的商代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丝麻织品——觳，相当于今天的皱纹织品，距今有3400年的历史。

　　从商周开始，石家庄一带丝织业萌发，经秦汉时期传承壮大，到唐时，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产量和质量都居全国前列。唐代河北道，包括真定、定州生产的常贡丝织品，约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五十。有12个特种丝织品，“瓜子罗”“孔雀罗”等，是对外交往的国家礼品和皇家御品。

　　北宋时期的真定府是丝织业的重要基地，宋代河北路的税赋占全国首位，有“衣被天下”之誉。真定产的绵绮、鹿胎、透背，声誉天下，是专供皇家的丝织品。鹿胎，又称鹿胎缬，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以鹿胎纹缬图案的丝织品，简称鹿胎。透背，指正反两方面有花纹的丝织品。光是这形象美丽的名字，就能想象到丝织品的珍贵了。

　　到了元代，丝织产业达到鼎盛时期。元朝统治者集中了大批织造手工业者，建立起规模空前的官方手工业作坊，并且在真定建立了丝织业管理机构——纱罗兼杂造局，每年都要收取大量的税款。真定城的税收达5000锭之多，为真定路总税收的三分之一。

　　明代以后，虽然棉花代替了桑麻，但纺织业转型变轨，棉花的种植与纺织，在滹沱河两岸依然蓬勃繁盛。清代正定、栾城、藁城、赵县是棉花高产区，每年产量达到6500万斤，家家纺线、户户机杼声的场景寻常可见，棉纺织品产量颇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石家庄规划建设了大型纺织联合体，其产品享誉全国，畅销海内外。可以说，自古以来，纺织业就是石家庄的优势产业。

　　千年繁华巨郡：北方的重要商埠

　　汉唐以来，石家庄一带商业逐渐发达，成为区域性的商品集散地。

　　北宋时期，真定府位列全国21大商埠之列，其年税收额超过河北路治大名府，高达3.9万贯。

　　元代的商品流通急剧扩大，交易形式也相应变革。元代是我国真正意义上发行并广泛使用纸币的朝代，而真定府因缘际会，率先发行了至元通行宝钞，对中国钱币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也许，石家庄注定是与纸币有缘的。700多年后，新中国第一张人民币又在石家庄发行。

　　明代，真定府成为天下四大都市之一，号称天下“四大剧郡”。“曰浙之杭，豫之开封，北直之真定，南直之苏，而苏为最大。”四大剧郡，京畿之地的北直隶唯有真定入内，并与苏州、杭州、开封并列，足见其地位显赫。

　　同时真定还是重要的陆地口岸城市，早早就做起了对外贸易。

　　北宋时期，石家庄一带是宋辽边境之地。宋辽在连年征战之后，签订“澶渊之盟”，宋太宗始令镇州（今正定）等地设立榷场（边境互市），真定府及周边地区成为重要集散地。中原的茶叶、丝绸、瓷器、粮食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他牲畜、皮毛、珠宝在这里交易，成就了最古老的河北茶马古道。

　　元代，石家庄一带开创了对外贸易的活跃时期。彼时真定是富商大贾集中地，阳和楼吸引了中亚、粟特商人在此开设商行，从事东西方货物交易。坐商、行商、批发商纷至沓来，真定俨然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大都走来，盛赞真定是一座“贵城”，诗人陈孚曰“千里桑麻绿茵城，万家灯火管弦清”，生动地描述真定城的繁荣景象。

　　新中国成立以后，依托交通优势，石家庄是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南三条、新华小商品市场位列全国十大市场前茅，全国性的大型交易博览会经常举办。

　　总之，历朝历代石家庄区域都是重商之地，商埠中心名副其实。

　　阳和楼上的弦音：中国戏剧的诞生地

　　当众多学者谈到中国戏剧史时，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到元代大都（今北京）和真定，元杂剧在这两个地方破茧而出、走向繁盛，标志着中国戏剧成熟时代的到来。

　　元曲杂剧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以白朴为首的真定作家群，为元杂剧的兴起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史书记载，当时全国“名誉昭然”的元杂剧作家有56人，作品378种。除大都外，真定作家最多，有9人，作品57种，且名篇迭出，成果斐然。

　　这个团队的旗手，无疑当属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齐名的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此外还有李文蔚、尚仲贤、戴善甫、史樟，以及侯正卿、汪泽民、王嘉甫等一批上了戏剧史的人。

　　真定作家团队的创作硕果累累。艺术题材繁多，既有喜剧，又有悲剧，还有神话剧，天上人间，五彩斑斓；艺术表现力丰富，以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雅俗共赏的地方语言而著称。

　　最具特质的是，创作者们是很接地气的团体，他们以庶民的目光、平等的视角，叙说世俗百态、人间悲喜，为人民疾苦发声，为社会的美好追求而呐喊，精神分量十足。其代表作如白朴的《梧桐雨》《墙头马上》，尚仲贤的《柳毅传书》，李文蔚的《燕青博鱼》等优秀剧目光彩夺目，源远流长，成为不可多得的戏剧艺术珍品。

　　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立作出重要贡献

　　石家庄的解放

　　1947年11月12日，晋察冀野战军发扬“勇敢加技术”的作风，一举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这是我军攻坚战夺取的第一座较大城市，它提供了攻坚战的范例，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有了质的飞跃；壁垒坚固的城市，再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个更大的城市将被我军攻占。

　　中共中央军委将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作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推广到各野战军，并在后来解放一系列城市的战役中开花结果。

　　与此同时，它还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解放了的石家庄，犹如在华北中心开花，拔除了平汉路上的“隔断”，使晋察冀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北方的军事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除京津保少数城市外，整个华北成为一片红色，也为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举行了奠基礼。

　　解放了的石家庄，在保卫党中央、恢复经济建设、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承担起试验田和摇篮的任务，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接收管理城市做法，城市基层民主建设范例，陆续从这里走向全国刚刚解放的城市，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

　　1947年—1949年，石家庄充满朝气与活力、勤勉且高效，她摆脱了自开埠之日起，就一直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军阀集团争夺的欺压与困扰，第一次按照人民的意愿，在解放的大道上迅速前进，为正义的事业而发力。

　　红色圣地西柏坡

　　西柏坡，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这里是新中国的摇篮，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概括起来，中共中央在这里开创了“四大伟业”，诞生了一个伟大精神。

　　指挥战略决战。在世界战争史上体量最小、设在农家屋的指挥部，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战争奇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人民解放军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经过4个多月的时间，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完胜。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奠定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掀起土改风暴。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推动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展开。由此打破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历史性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民在政治上翻身，劳动人民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为解放战争提供巨大的动力。

　　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确定了由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变，制定了进城后一系列方针措施。特别是在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时刻，会议强调要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粉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为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做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筹建新中国。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擘画了新中国的蓝图，确定了一系列大政方针，孕育了一个崭新的国家。

　　确立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探索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形成多党合作局面；开创了新中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发行了第一张人民币。

　　组建了一大批新中国的教育、新闻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中央外事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列主义学院等等；中央新闻机构《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等，在石家庄组建。石家庄被称为新中国新式大学的摇篮。

　　调集培训数万名干部，北上南下，接受管理城市，为新中国国家机器的迅速运转，做了组织、机构和人员方面的准备。

　　伟大的斗争必然产生伟大的思想。中国革命精神谱系中的西柏坡精神在这里诞生，并且长时间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至今熠熠生辉。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学习，立守规矩；民主建政，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为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作为一个平实的城市，石家庄并不平庸；在平凡的生活中，石家庄人不乏开拓创新精神。

　　平时默默无闻，看似平常，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却蕴藏着巨大的创新能量，一旦时机成熟，就破土而出，甚至是破坚冰、开先河、领潮流的开拓创新之举。翻开当代史书，石家庄至少有三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

　　第一次：关于接收管理城市的样本

　　以攻克石家庄为标志，人民解放军拉开了全国大城市解放的序幕。捷报频传时，革命者也遇到了“幸福的烦恼”：如何接收和管理城市。面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和民生潦倒的困境，严峻的挑战摆在了新生城市的面前。

　　作为第一座攻坚解放的大城市，石家庄在中央工委直接领导下，勇敢地承担起探索城市管理“试验田”的任务。经过不懈努力，找到了“依靠工人阶级，保护发展工商业，繁荣城市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城市管理的基本方针。城市工作开始走上正轨，新石家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在此之后，石家庄又围绕城市民主政治建设，大胆实验与探索，率先经过民主选举，召开了首届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为城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搭建了框架，为新中国的人大制度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人民日报》连续七天报道大会盛况，称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范例”。

　　这一整套“石家庄自己的东西”，为全国刚解放的城市管理城市提供了样本，为党中央制定城市工作方针提供了依据。

　　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向全党转发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要求各地学习借鉴。毛泽东指出，“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尔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在占领以后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

　　第二次：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

　　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场关系国家命运的改革席卷神州大地。农村经济改革已经率先破题，城市经济改革却还在步履蹒跚。

　　破冰者来自一个企业的小人物。时年45岁的业务员马胜利率先打破“大锅饭”，以年上缴70万元的目标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这相当于上级下达该厂利润指标的四倍。同时，马胜利又在厂内层层承包，加强核算管理，结果，当年造纸厂不仅超额完成了承包任务，为工厂盈利140万元，而且职工收入大幅度增长。马胜利（后被人称为“马承包”）总结这套办法，称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说得简单明了，又是十分地令人向往。

　　“一石激起千层浪”。“马承包”的成功，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承包制改革像滚雪球一样，很快在全市工业企业推开。继而又陆续推广到物资、商业、饮食服务业等系统，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承包制成功后，石家庄又陆续在扩大开放、引进先进技术；优势互补、推进联合；内部挖潜、提升改造；打破旧体制、搞活流通等多方面，创造了一系列经验。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积极适应改革要求，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反过来又推动了企业改革的深入。

　　新华社记者将这一整套做法，概括为“撞击反射式的改革”。中央领导及各部门纷纷来石调研，新闻媒介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石家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走向全国，为大江南北改革大潮的兴起开局铺路，推波助澜。

　　第三次：关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城市管理体制大大滞后，城市管理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石家庄人再次发挥了创新的精神，大胆探索改革路径。从1995年至1998年，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持续开展了以建立“两级政府（市、区）、三级（市、区、街道）管理、四级（市、区、街道、居委会）落实”的城市管理新体制为目标的社区改革。核心内容是，“重心下移，壮大基层，增强区、街管理服务功能，全面加强社区建设”。

　　为此，市有关部门先后向区、街下放14个方面、37项事权和相应的经费；为街道增加人员，赋予财税管理、综合执法等职能，街道成立了财政所、税务所和综合执法队；加强居委会工作，开全国之先，从党政机关、大学毕业生、转业军人中招选近400名专职干部，到居委会任职等等。

　　这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措施，赢得了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城市管理体制在理顺，基层管理在加强，老百姓笑脸在增多。

　　石家庄改革经验得到国家层面的充分肯定。民政部领导指出，石家庄市在全国率先对城市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为全国的社区建设提供了十分鲜活的经验。

　　进入新时代，石家庄人仍然在发挥创新智慧，政治、经济、城建、文化、生态环境都已经或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我们相信，石家庄还将谱写新的历史，石家庄未来可期！

　　（作者简介：孙万勇，河北省政府原参事，长期致力于历史文化研究，著有《石家庄通史》《品读西柏坡》《品读石家庄》《品读正定》《天地有正气——颜杲卿颜真卿双忠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