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半生沉浮，认栽不认命的生命哲学与文化坚守的电视剧《主角》，正在央视持续热播。

　　这个宏大的励志故事，通过忆秦娥的成长经历，反映在当代社会，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坚持改变自己的命运，诠释原著作者陈彦的创作初衷：“每一个主角都是被诸多配角推向宝座的，每一个配角经过磨炼也会成为时代的主角。”

　　诚然，在一台大戏中，有幸成为主角，固然可歌可敬，然而在人生的舞台上，那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身居重要岗位，却总能把自己当“配角”的人，则更显精神风范。

　　从黄冈红安走出的党之元老、国之元勋、人之楷模的董必武（1886—1975），正是这样一位甘当“配角”的现代伟人。

　　一

　　董必武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灾难深重的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促进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

　　1920年8月，浙江义乌一位年轻的师范学校国文教师陈望道（1891—1977），在家乡译出《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信仰故事的思想起点”。

　　1920年夏至1921年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相约建党，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董必武的“马克思主义老师”李汉俊在上海帮助建党。

　　董必武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建人，接到上海发起组李汉俊、李达的联名通知，参加中共一大，建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年龄最长（何叔衡）四十五岁、最小（刘仁静）十九岁，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毛泽东当时正好二十八岁）的十三名代表出席会议。李大钊和陈独秀虽因公务繁忙未能参会，但二人都被公认为党的主要创始人。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细心观察中共一大代表参会时的职业身份，就会发现，七人有教师经历：北京张国焘（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数理教师、北大学生）、刘仁静（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英语教师，北大学生）；长沙毛泽东（湖南一师附小主事）、何叔衡（长沙楚怡学校、湖南一师附小教师）；武汉董必武（武汉中学校长、国文教师）、陈潭秋（武汉中学英语教师）；广州陈公博（广东法政专科学校教授）。其他为记者一人：包惠僧（受陈独秀指派，代表广州参会）；编辑二人：上海李达（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李汉俊（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学生三人：济南王尽美（山东省立一师学生）、邓恩铭（济南一中学生）和留学日本的周佛海。从籍贯上看，湖北籍代表最多，共五人：董必武（红安）、陈潭秋（黄州）、包惠僧（团风）、李汉俊（潜江）、刘仁静（应城），而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三人又都是黄冈人。

　　“一大”的开会地点，主要是在李汉俊和他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湖北籍代表多，不能说与此无关。武汉成为全国建党最早的地区之一，也与李汉俊往返上海、武汉，同董必武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一大”代表多数是教师和学生？

　　马克思主义主要靠翻译、撰文、讲学传播，教师有文化、懂外文、善宣传、易隐蔽、人脉广、时间自由，天然适合做建党初期的工作。1921年，全国有五十八名党员，九成以上是教师、学生、编辑、记者，代表自然从这些人中产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我常常为自己从事的教师、编辑、记者等职业，和生活的黄冈这块红色的土地，倍感骄傲和荣光。

　　开天辟地，风云际会；红船领航，大浪淘沙。

　　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十三位“一大”代表，最终走向不同的人生归宿：三人叛变投敌（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迷途知返（李达、包惠僧、刘仁静），一人因病早逝（王尽美），四人英勇牺牲（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李汉俊），二人终成伟业（毛泽东、董必武），并肩从南湖红船走到天安门城楼。

　　董必武与毛泽东同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中共“一大”上，毛泽东主要担任记录工作，很少发言，而董必武除了向大会报告武汉党组织与青年团的筹建及活动情况，主要与李达共同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会后还与李汉俊共同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红星报》主编调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是会议唯一正式记录者。中国共产党两次最重要会议的记录人，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二

　　1975年3月5日，董必武在广州度过自己的90寿辰，带病写下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首述怀诗《九十初度》，总结自己度过的“九十光阴”：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经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董老的一生，经历清末、民国初元、袁世凯篡国、北洋军阀割据、蒋介石篡权反动统治，经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四个历史时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成立、巩固和发展，建立不朽功勋。

　　从寒门书生到同盟会元老，从东瀛学子到建党先驱，从湖北革命播火者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老头班”学员，从执掌中央苏区司法大印到长征路上的妇女队长，从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到中共隐蔽战线“谍王”，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主要负责人之一到《联合国宪章》上中国共产党的唯一签字代表，从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到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董必武被人们评价为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政治家”，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毛泽东称赞他“老成持重，经验丰富。”

　　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和周恩来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在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亲点董必武“代”总理。

　　1954年以后，董必武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主持起草多部重要法律，确立人民司法原则，强调“依法办事”，奠定新中国法治根基，在政权建设、统战、政法、财经、监察等领域功勋卓著。

　　董必武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信仰坚定，谦虚低调。即使在年高体弱，“四人帮”横行，“多难”“蹉跎”的艰难岁月，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依然怀着“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坚定信念，保持一位中国人民伟大战士“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的宽广胸怀。

　　1975年4月2日，这颗伟大的心脏带着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在北京停止跳动。毛泽东听到董老逝世的消息，神情极度严肃悲痛，一天都没有进食，放了一整天北宋末期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词的唱片，寄托哀思：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残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是主张抗金的南宋名臣胡铨（字邦衡），上书请斩秦桧，反被削除官籍，遣谪新州（今广东新兴）时，张元干写给他的一首送别词。毛泽东以词中“底事昆仑倾砥柱”比喻董必武逝世，国家失去栋梁之材，以“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抒发暮年失友的无奈与大悲，将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以豁达劝勉替代伤感的终章，既告慰逝者，又慰藉生者。

　　董必武逝世不久，“四人帮”终于被粉碎。1977年3月26日，郭沐若在《怀念董老》一诗中，对董必武一生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赞誉：

　　革命功高誉未过，九旬寿考靡蹉跎。

　　由来乱世多人杰，夙与导师共琢磨。

　　创党开天澄广宇，新民建国启先河。

　　发扬马列垂典范，万代后昆执斧柯。

　　三

　　2026年3月5日，是董必武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董必武的一生是怎样的一生？这个问题时时在我的心头萦绕。

　　我的书柜里珍藏有一本1985年1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向董老诞辰一百周年献礼的《董必武传记》，作者是湖北省委党研究室的胡传章和华中师范大学的哈经雄，邓小平题写书名，徐向前、聂荣臻、伍修权、成仿吾分别题词、题诗。

　　徐向前的题词是“高风亮节，永垂千古”；聂荣臻的题词是“我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同志光辉的一生”；伍修权的题词是“敬献董老：冲破旧社会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新社会建设的开拓者，我们继续革命的楷模”；成仿吾的题诗是“忆董老：楚天风雨纪先驱，备尝艰苦忆良模。对党忠诚与坦率，同侪敬佩共欢呼。”

　　四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光辉人格、崇高品格、历史定格等方面，倾情勾勒董必武的伟大一生。

　　是的，董必武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跨越中国近代以来气势如虹的百年征程。

　　董必武，原名董贤琮，十五岁参加县府举行的观风考试时改名董用威，十八岁报考武普通学堂时改为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在黄安县城南街（后改为红安县城南正街、民主街）一个父辈兄弟八人、全家三十余人共同生活的清贫的书香家庭。

　　董必武的先世原籍湖北麻城，祖辈清初迁居黄安，父亲董基文与四叔董基明都是清朝秀才，长年在黄安、麻城、汉口等地教书，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董必武天资聪颖，自幼随父和四叔读书。良好的家风家教和三位重要的革命导师，对他的人生道路影响深远：

　　在省城武昌文普通学堂学习期间，董必武结识辛亥革命先驱、湖北省初期革命中心日知会领袖、湖北潜江人刘静庵（1875—1911），称他是自己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启蒙师”；

　　在日本留学期间，董必武结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加入孙中山在日本创建的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学习民主革命思想；

　　在主持湖北省旅居上海的同乡组织湖北善后公会会务期间，董必武结识由日本帝国大学留学回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湖北潜江人李汉俊（1890—1927），李汉俊成为他的马克思主义“引路人”。

　　1903年，董必武到黄州府参加科举考试，考生饶汉莞因一身寒微招致州府卫兵强行搜身，遭殴打致死，激起黄州考场风潮，董必武率领考生、市民参加封锁龙门，包围贡院的斗争，风潮平息后依然考中秀才。随后董必武赴武昌参加乡试，也因衣着破旧，被巡抚衙门守卫诬为“窥探官衙”遭到殴打，愤而弃考回乡。正是挨了清王朝的一顿恶打，董必武才“恨死当官人”，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同年秋天，董必武想通过当兵推翻清朝腐败统治，转而投考湖北省武普通学堂（陆军中等学校），但在面试时，又因身穿父亲的一件旧灰布长衫，留两撇胡须，被认为“年龄太大”，不予录取。

　　直到1905年秋天，已在黄安县高等小学校执教的董必武，经人介绍，终于考入湖北省文普通学堂（后改为湖北省立第一中学），五年后以最优等第一名的成绩修业期满，获得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董必武不满混迹“功名”场，视功名利禄为粪土，拒绝清朝政府授予的官职，返乡在麻城县立高等小学校、黄州府中学任国文、英文教师。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0月13日，董必武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收拾行装，告别新婚妻子，离开黄州府中学，连夜赶赴武汉，投身辛亥革命，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

　　“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董必武《致四叔家信》）

　　“二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大肆屠杀湖北革命党人，董必武被迫逃亡上海。1914年，在朋友的帮助下，董必武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科，系统学习法律知识。1915年，董必武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1916年出狱后再度赴日本完成学业，1917年毕业回国，参加虽先天不足，但仍具有进步意义的护法运动和伟大的“五四”运动。

　　1920年3月，董必武联合张国恩（1880—1940）、陈潭秋（1896—1943）等一批抱有革命理想的进步人士，共同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火种，学校成为中共湖北早期组织的重要活动阵地，董必武为学校题写的“朴诚勇毅”四字校训，不仅是他的办学准则，更成为他贯穿一生的人生信条和百年人生的生动注脚。

　　四

　　董必武的一生是“朴诚勇毅”的一生，也是甘当“配角”的一生。

　　党的“一大”后，董必武在武汉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长，湖北省委委员，领导工人运动，发动农民运动，与湖南农运相呼应，湖北一时成为全国农运中心。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董必武领导筹建国民党湖北党部，担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主导湖北国共合作，推动北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

　　1926年8月26日夜，叶挺的独立团攻打武汉的南大门咸宁汀泗桥，董必武组织农民军从背后袭击吴佩孚，使吴佩孚腹背受敌，叶挺的铁军取得汀泗桥大捷。

　　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李汉俊在武汉被捕，当即惨遭杀害。董必武遭到通缉，黄安县到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以一万五千大洋悬赏他的人头。

　　为保存革命力量，1928年，党中央派董必武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回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

　　1934年3月25日，董必武亲审“红色中华反腐第一大案”，以挪用公款50元经商，纵容贪污，消极怠工等罪名，开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壁的职务，依法判处监禁一年，剥夺公民权一年，对苏区廉政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1934年10月，年近五旬的董必武，踏上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担任干部休养连妇女队队长，背着背包、武器翻雪山，过草地，照顾伤病员和妇女干部，收容掉队战士，捡别人扔掉的破鞋捆地脚上，走到陕北。到达延安后，董必武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与中央党校教务主任成仿吾共桌椅、床铺，二人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

　　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在国统区办事处工作，和边区一样实行供给制，每月有少量的津贴，董必武不抽烟，不喝酒，除了买书和笔墨纸砚，剩下的钱都交了公。为节省开支，董必武习惯用旧毛笔，笔头掉了，或用胶粘上，或用线捆扎在笔杆上，只要能在上面写字的纸，轻易不丢，他的不少诗篇是写在旧台历的背面。1941年，董必武在重庆红岩村主持南方局工作，兼管办事处财务，曾因多花六角钱向中央写检讨。

　　1945年，董必武代表解放区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一套25美元的俭朴西装，定格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庄严时刻。

　　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共中央财经部部长。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进驻北平（今北京），华北人民政府代管全国行政事务。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宣告成立，董必武和毛泽东一同见证新中国诞生。

　　董老深谙马列，精通法律，工书法，善诗文，集革命家、政治家、法学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堪称完美人生的典范。但他谦逊质朴，功高不居，“甘为民仆耻为官”，常以“当抹布”“补洞洞”“跑龙套”“敲边鼓”比喻自己，这些通俗的比喻，反映他一生总把自己融入革命队伍，把自己看成这个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即便是在迟暮的晚年，应邀题词总是大书“群言堂”，感叹“新功未建惭高坐，老本无多啃早完”，一根刻有“厉行节约”的手杖伴随他走到生命的终点。

　　电视剧《主角》告诉我们，无论是在个人事业小天地，还是在时代社会大舞台，真正的“主角”精神，是认清自己的位置，全力以赴地演好自己的那场戏，将平凡的日子过成不朽的史诗。

　　这，也无疑是董必武甘当“配角”的精神风范给我们的人生启示。

　　（作者李青松：黄冈市政协文史专员、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冈科技职业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