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竞过处，一脉江声远。当我们谈论长江，我们在谈论什么？

　　近日，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长江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邓为领衔9位青年学者共同撰写的《长江IP：一条大河的全球文化叙事》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长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刘汉俊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以如椽大笔勾勒出万里长江的精神图谱。

　　何以长江？何以中国？

　　这篇序言不仅是对一本新书的导读，更是一次对长江文化自信的深情凝望。让我们一同随文字潜入这条大河的历史深处，感受其奔向世界的时代脉动。

　　长江的世界世界的长江

　　读《长江IP：一条大河的全球文化叙事》有感

　　刘汉俊

　　很高兴收到这部书稿，先睹为快，有一种如饮珍醪、淋漓酣畅之感。了解长江文化，研究长江文化传播，当研磨此书。

　　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中国第一大河。长江之大，不仅在其地域、水势，更在其精神气魄、文化内涵。长江是自然的产物、运动的产物、力量的产物，是地球史、自然史、人类史发展的一道刻痕。长江的天然赋形成就了它特有的自然属性，世代长江儿女以劳动赋予长江鲜明的人文属性。长江文化博大精深、丰赡奇崛、景象非凡。认知长江，深研长江文化，解读长江文明密码，理解长江文明对增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所作出的贡献，对于有效利用长江、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强长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的文化世界宏阔而壮丽。

　　从三江源地区的冰山雄奇、三峡地区的高峡连绵，到三角洲地区水域的春潮连海平、江海共潮生，长江的山形地貌成就了长江文化，地理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培育了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文化的丰富性与厚重感。

　　中国有农桑稼穑和畜牧养殖的传统，长江流域是水稻、茶叶、蚕桑的故乡，有养牛养羊的高原牧场，是众多物种的家园。传说中生于湖北随州的炎帝神农氏，教百姓制耒耜、种五谷、识草药、习茶饮、制陶器，教民麻桑为布帛，造福人类。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浙江金华上山遗址等地的考古发现证实，古老的长江流域先民将野稻草驯化为人工栽培水稻已历上万年。今天，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超级稻”已达亩产 1250多公斤。茶出长江，早期生长于长江上中游地区、北回归线两侧地区的茶树，传播到中下游地区，茶叶制品广泛传播，行销天下。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划分的四十三州、八大茶区，大部分在长江流域。这里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土壤肥沃，适于种桑养蚕，云南保山、四川南充、湖北荆州、江西九江、安徽黄山、江苏苏州、浙江余姚等地区，都有桑蚕缫丝方面的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多个坑内发现了丝绸残留物，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六七千年前纺织用的骨梭、梭形器、木制绞纱棒、打纬刀等。近代以来，上海、武汉成为中国的轻纺工业重镇，古代的农业技术推动了现代工业的发展。畜牧业是长江流域农业结构中的第二大产业，比重占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物华天宝，万物生长，农牧经济支撑着长江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地。

　　中国创造了器物文化的高原与高峰，长江流域是陶瓷器、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漆器等器物文明的重要高地，生产制造出了大量代表人类文明高度和智慧的礼器、兵器和生产器具等。江西万年县发掘的约2万年前的陶片、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掘的约1.8万年前的陶片等，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陶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重庆巫山大溪遗址，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天门石家河遗址、随州叶家山遗址，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表明古老的长江是陶器的故乡。四川成都的邛窑，湖南的铜官窑、醴陵窑、岳州窑等，湖北的湖泗瓷窑，江西景德镇的御窑，安徽的繁昌瓷窑，浙江的龙泉窑、秘色瓷窑等，生产了领先世界的瓷器。从古陶到古瓷，长江流域展现出陶瓷文明的曙光和发展路径。夏商周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创造了古代青铜文明的高峰。长江黄石段铜绿山矿的开采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早期，长江沿岸的湘南铜矿、阳新铜矿、九江瑞昌铜岭矿藏、安徽铜陵矿藏，实证了古代中国铜矿开采、冶炼技术以及青铜器制造的历史和水平。吴、越、楚之地是青铜兵器铸造高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表明古蜀国创造了相当发达的青铜文明。器物文明的高度发达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使长江流域成为古代先进生产力的发生地和近代以来制造工业的摇篮。

　　中华文明是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以国家形态传承至今的人类文明，长江、黄河两大文化系统作出了独特且缺一不可的贡献，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流域生活过三苗、羌藏、百濮、百越、百蛮、百夷部落，蜀、滇、巴、楚、越、吴等部族、族群，先后有二十多个朝代、方国、诸侯国、割据势力在长江边上设都建政，开创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上山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中游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形成了长江文化的连绵高峰。湖北武汉盘龙城、江西樟树吴城的设立，表明商朝文化进入南方地区和长江流域。百越之人擅走，善假于舟楫，四海为家，落地生根，形成吴越、扬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部落和古国。长江流域的百濮、百越、吴越文化逐渐被楚文化同化，与楚文化融合。楚国八百年，渐渐强大的楚文化以北纬30度为轴线，覆盖到长江全流域，成为长江文化的主体和先秦文化的主要代表。纵观长江上下，各种文化竞相登台，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在这里交融，商周文化与楚文化、吴越文化在这里交战，三国文化与英雄时代在这里凸显，码头文化、江湖文化、市井文化、海派文化在这里抢滩圈地、占立山头，农民起义、工人运动、武装起义在这里风起云涌，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在这里交往交流，洋务运动与思想启蒙在这里发先声，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波澜壮阔，红色文化与先进文化在这里星火燎原、红旗漫卷，抗日烽火燃遍长江，解放战争摧枯拉朽，形成了一个个历史文化的大激荡，各呈异彩。长江流域在许多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是中华文化的大舞台、制高点。

　　中国自古重视交通，驰道纵横、水路发达，有尧舜通“四裔”，禹开九州、通九道之说，长江素有“黄金水道”之美誉，古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开创了早期的水运文化。“金道锡行”、“随枣走廊”、秦朝驰道、古蜀道、茶马古道、巴蜀盐道、万里茶道、大运河、万里瓷路，条条道路通丝路，古老的商路四通八达。在长江流域的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了八千年前的独木舟，实证了古代先人造舟、行舟的历史。史载大禹治水时已有“陆行载车，水行载舟”的经历。从古人渡河用的“腰舟”“浮囊”“皮囊”，到木筏、竹筏、皮筏，再到独木舟、楼船、宝船，古代中国的造船技术不断发展。商代晚期，战船已经大规模地投入战争。江河之利带来的舟楫之便，成就了造船之工。周朝专门设立了主管舟船事务的官职“舟牧”。《诗经》中有周朝“造舟为梁”的记载。春秋时期的吴国、楚国，是运用水战较多的两个诸侯国。战国时期的楚怀王赐给鄂地的封君启一种“金节”，金节上的铭文规定了启可以拥有船舶的数量、通达的航线，以及享受的免税待遇。东汉末年发生的赤壁之战，三方投入大量水军、艨艟斗舰，是一次经典的水上作战案例。古代中国的造船技术起步早、起点高，长江流域拥有主要的造船工业基地，中国的造船业在 16世纪之前一直保持在世界领先位置。长江流域的南京下关宝船厂、苏州太仓船厂、南京龙江船厂、淮阴清江船厂等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基地。唐朝时在造船技术上广泛使用了榫接钉合的木工艺和水密舱、木石锚、金属锚、防摇等技术，制造的商船远涉重洋、行稳致远，最大的战船“载甲三千人”。宋代设立了市舶司，制定了法律，管船舶、管航运。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源源不断的漕船、商船、民船、黄船、马快船、风快船往来于长江与北方地区。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浩浩荡荡的海上征帆从长江出发，早于西方近一个世纪领跑了世界航海史和人类航海运动。古代长江航道是自然河段，尤其是川江地区地势险峻、暗礁密布，曾有109处滩险，经常发生船翻人亡的惨剧。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航运条件大为改善。三峡工程蓄水使水位抬高，船舶通航条件得到根本改善，航运能力大幅度提升。川江地区的航行标志从过去人拉肩背的纤夫拉船、人力绞关、信号灯，到现代化信号台、船岸无线电台、甚高频无线电话、现代化的雷达和卫星导航、数字化技术，再到今天的数字长航，航行条件日新月异。今天的长江，从上海吴淞口到四川宜宾，2880公里的干线航行畅通，随着国家对长江航道整治的重视，万吨级船舶上行航线一再上移，长江干支线高等级航道里程达上万公里，出现了百舸扬帆、巨轮竞渡、物畅其流的局面。2023年，在全球九大内河航运货运量排名中，中国的长江、珠江、大运河名列前三，淮河排名第七。古老的舟楫之便发展到今天，形成长江航道、支流航道、运河河道连成的长江水路网，“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7条首都放射线、11条北南纵线、18条东西横线组成的高速公路网，以及密集的空中航线，形成庞大的水、陆、空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为长江经济带注入强大活力和动力。今天从成都、重庆、武汉、义乌等地出发的中欧班列开往中亚、欧洲，物流海内外，船行四大洋，货达五大洲，交通强国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保障。

　　中国是水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是历史悠久、内容厚重的水文化大国。长江流域拥有丰富的江河湖海资源，创造了中国特色的水善文化。青藏高原拥有大面积的冰川、河流、湿地生态系统，具有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独一无二的水资源优势，三江源地区是“中华水塔”。长江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区市，陆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数百条支流上溯下延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广西、广东、浙江、福建8个省区，包括1173个县级行政区域，全陆域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淮河大部分水量通过京杭大运河汇入长江。长江上下水网发达、支流众多，雅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汉江、沅江、湘江、赣江八条大支流汩汩滔滔、水势不竭，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等五大淡水湖中的四个与长江相通，700多条小支流、3600多条小小支流千回百转、水脉连通，4万多个中小湖泊和水库星罗棋布、蓄水待发，其中常年水面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有28个。长江也是世界上水量第三大的河流，仅次于亚马孙河和刚果河，是中国水量最丰富的河流，约占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36%，是黄河的20倍。丰沛的水资源浇灌了长江两岸，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粮食安全保障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32.1%，水田面积占全国的63.3%，占全国27.7%的陆域面积，聚集了全国44.2%的人口，创造了47.7%的国内生产总值。水生万物，长江水系哺育了丰富的动植物。青藏高原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是高寒生物自然物种资源库。雪豹、藏羚羊、大熊猫、金丝猴、麋鹿、白鳍豚等大量珍稀特有物种、原生动物与人类共生共存。长江形成了水生生态通道、水生生物索饵场、产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食物链；形成了候鸟迁徙通道、水鸟栖息地及湿地、滨岸生态带等，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不可否认的是，长江自古水患频发、泛滥成灾，据史料记载，长江干支流有题刻约1000 处，其中有200多处与洪水有关，黄陵庙、张飞庙、丰都城址等都留下了洪水的印记。1870年的长江特大洪水，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的一次。1931年，苏、皖、赣、鄂、湘、豫、浙、鲁八个省份发大水，“区域达 32万平方里，灾民一万万人”。这一年的8月19日，汉口水位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28.28米。长江流域因灾害引发的死亡人口数量，远远高出战争。人们对水灾的恐惧感，不亚于战争和瘟疫，长江史是一部水患史、抗灾史。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中国的治水史上，涌现出众多治水英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共工、女娲、鲧、大禹都有治水的故事；古代中国有祭祀“岳镇海渎”山川之神的传统，水神中有“江渎、河渎、淮渎、济渎”四神，“江渎”即长江之神。祭祀山川自然神被纳入了国家祭祀体系，是国家意志、国家权力、国家形象的体现。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孙叔敖、黄歇，秦国的李冰父子，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国君钱俶，宋代的苏东坡，元代的郭守敬，明代的海瑞，清代的林则徐等，既是政治人物，也是水利功臣，他们在长江流域留下水利工程的经典，创造了水利文明的高峰。今天的长江上，有三峡大坝、葛洲坝水利枢纽、丹江口水库、都江堰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南水北调取水口等，解决了灌溉、防洪、调剂水资源的问题。长江上游建有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葛洲坝、三峡六大水电站，长江的水电点亮大半个中国。在世界十二大水电站排名中，中国占五席，其中三峡、白鹤滩、溪洛渡分别居第一、第二、第四。中国的发电量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从1949年“80%以上为无电人口”到今天14亿人的“用电自由”，长江的水力发电成为中国发展的强劲动力。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平台迅速发展，算力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今天，充足的电力为巨大的算力提供动力保障。《道德经》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长江在农业灌溉、水利、防洪、水电、生态、旅游等方面表现出的“善”与“利”，形成了长江水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国是多民族交融、多文化交汇的国家，百川东到海，万流总归宗。这既是长江地理的特征，更是长江精神的特质。长江流域自古为多部落、多氏族、多族群共居地，目前长江流域分布着14个民族自治州、32个民族自治县，共50多个民族的人口。虽地理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宗教崇拜、观念习性、生产习惯、饮食习俗不尽相同，民族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各具特色，但各民族之间往来密切，交流频繁，长江儿女水乳交融、相濡以沫，形成了以各具风情、彼此尊重、共荣共生为特征，以和平、和善、和睦、和谐为基调，以大交流、大交融、大一统、大团结为格局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在近代以来反殖民、反侵略的斗争中，长江儿女患难与共，相依相伴，同心协力，浴血奋战，谱写了保卫长江、维护统一的史诗，强化了中华民族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统一意识。今天的长江儿女共饮一江水，同唱一首歌，组成中华大家庭，结成命运共同体，携手同心，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中国是文化大国，古老的文化养育了中华民族，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传久不泯、历久弥坚，长江流域保有丰富的历史遗产。长江是遗产的宝库，既有大量的古遗迹、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古桥道、古工程、古村落、石窟寺、石刻壁画、革命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又有许多历史实物、艺术品、文献经典、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既有海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语言文字等，又有丰赡的社会实践、风俗习惯、思想观念、节庆仪式、艺术表现、知识技能、文化记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江是思想的长廊，长江流域是道家思想的发祥地，鬻子、老子、庄子等思想巨擘在此传道。道家思想是楚文化的底蕴和长江文化的底色，成都的青城山、十堰的武当山、江西的龙虎山等道教圣地，影响广泛而深远。儒释道巫及各个学派的思想、观点、主张在这里相互激荡，汉唐以降的董仲舒、柳宗元、刘禹锡、周敦颐、朱熹、张栻、陆九渊、叶适、王阳明、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先哲大家，在这里绽放出思想波光或留下吉光片羽。长江是文学的长卷，屈原、宋玉、司马迁、阮籍、陶渊明、鲍照、卢照邻、王勃、杨炯、张若虚、崔颢、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岑参、孟郊、白居易、李商隐、柳永、刘禹锡、元稹、杜牧、张祜、韦应物、欧阳修、曾巩、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黄庭坚、李格非、陆游、范成大、朱熹、岳飞、文天祥、杨慎、徐霞客、“公安三袁”、王士祯等诗仙文圣，在这里留下星汉灿烂、光焰万丈的千古诗文。长江上游地区的传唱史诗《格萨尔王传》、纳西东巴象形文字，下游地区有“孤篇盖全唐”之美誉的《春江花月夜》等，都是长江艺术的传世经典。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中的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挺立长江之域，高耸着文化的伟岸。楚辞是楚文化的高原，屈原是中华文化形象的高峰，他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宁死不屈的斗争意志、修道求真的探索精神、九死不悔的执着信念，凝成烛照当时、光照后世的屈原精神，至今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中。宋代岳飞从军二十载，驻扎武昌七年，四次北伐中原从长江起兵，以“精忠报国”的信念护君保民，成为抗金英雄，岳飞精神与大江同在。明代中国航海家郑和从1405年开始，在长达二十八年的时间里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中亚、非洲东海岸，传播中华文化和合理念，推动中外商贸，引领了世界航海运动，郑和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1607年，明代徐霞客从长江边上的江阴出发，开始了长达三十三年的科考旅行，考察了大量的山脉、水道、岩洞等地质地貌，走过长江干支流地区的许多地方，认定长江的源头是金沙江上游，否定了权威经典《禹贡》“岷江导江”的结论，直到 1978年国家考察队才确认长江的正源是金沙江上游、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冬的沱沱河。徐霞客的精神至少包括了科学精神、实践精神、奋斗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谐精神和人文精神。他们都是历史上的英雄。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长江流域培育和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大别山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红军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创造和丰富了长江文化精神，为中华民族增添了精神力量。

　　文化世界的浩大而纷繁，铸成了长江的文化性格。长江是古老的，但长江每天都是新的。从未停滞、从无颓势的长江，造就了长江文化的原创性、地域性、主体性，成就了长江文明的独特性、传承性、稳固性，长江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长江文化是中华文化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厚重文化作出了贡献，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力量。

　　长江是世界的，属于全人类。传播长江文化，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在中国问题的国际因素和国际问题的中国因素不可逆转的背景下，不了解长江，就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东方文明、不了解人类文明的东方原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明对话，要有坚实的历史巨构和鲜明的现实物证作为论据，长江和长江文化无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案例。信息时代、数字技术条件下的文化传播，有更富有深度与广度的优势。建立长江文化研究体系、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华文化、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展示中国形象的前提。

　　长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浩荡的时光长河中回望长江的奔腾历史，在大河文明的沙滩上检视长江遗留下的珍贝，在人类命运的大时空里看长江的走向、听长江的涛声、感受长江的能量，是历史的必要、必然乃至必需。在世界文化的坐标中探讨长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人类文明的框架里研究长江文明的传承密码，是跨文化传播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学术关注点和学理重点，体现了中国学人对外文化传播的责任和使命。

　　《长江IP：一条大河的全球文化叙事》告诉我们：什么是长江文化，长江文化有哪些丰富内容；如何建设长江文化，怎样传播长江文明。通读全书，精读其中的章节，有一种爱不释手、相见恨晚之感，似闻长江“惊涛拍岸”，如睹文化的“千堆雪”。“符号长江”“历史长江”“人文长江”“活力长江”“生态长江”等篇章的分述，边界清晰，笔墨集中，内容贯通过去与当下、接续历史与未来，有学术指向、价值取向、问题导向。论述专业性、学理性强，立论正确，论据充分，引证权威，案例得当，体系比较清晰，资料比较丰富，数据相对翔实，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归纳，又有新的开掘、独特的角度、独立的思考。如果在架构的完整性、内容的全面性、析理的深刻性、界定的精准性等方面再下深功夫，文本会更趋完善、更加成熟。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部作品注重辨章学术、考辨源流，回溯了9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长江与世界关系的历史脉络，梳理了外国人对长江的认知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外国人眼中的长江，外国人通过长江看中国的兴奋点、关注点。西方人士的游记文本和影像文献，向世界介绍了长江、介绍了中国，这是早期的“国际传播”，展现了往日的长江。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历史的长江、今天的长江、未来的长江，宏大而独特的叙事方式、巨大文化IP的展示角度，令人耳目一新。

　　全书读下来，我认为，这是一部能够代表当今长江文化研究领域最新进展、国际文化传播最前沿的智库成果集，体现了湖北社科学人的进取精神和文化担当；这是一部具有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思考集，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创新的活力；这是一部对长江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充满深情的凝视和敬仰的凝望，字里行间有冷峻下的热望和感性中的理性。其心拳拳，其言灼灼。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殷殷嘱托，要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这是交付给中国学人、湖北学界和文化界的重任。因此，做好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长江文化交流互鉴与国际传播工作，是一项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湖北作为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地处长江中游关键区位，是长江文明形成的关枢之地，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点，也是挑起长江文化研究这根“大扁担”的中坚力量。近年来，湖北打造长江文化高地卓有成效，新成立了长江文化研究院、长江文化国际传播中心，举办“长江高端智库对话”等学术交流活动，彰显了新时代的创新精神，为长江文明的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搭建了平台、提供了保障。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作为省级智库、国家智囊，思考在前、实践在先，荷担前行，成绩斐然，《长江 IP:一条大河的全球文化叙事》正是丰硕成果的最新展示。一卷在手，长波在胸，宛若长江正从这里走向世界。

　　作者介绍

　　刘汉俊，中宣部文艺局原局长、“学习强国”原总编辑，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兼职教授、长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来源：长江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