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今天（7月16日）刊发文章：从《四渡》看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全文如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取得娄山关大捷，毛泽东同志后来提笔写下《忆秦娥·娄山关》，以沉雄笔调定格了红军险境突围的豪迈。90多年过去，电影《四渡》将红军“四渡赤水”这一军事史上的奇迹搬上银幕，用全新的影像语言重述这段红色往事。

　　《四渡》将宏大战争史叙事与普通个体命运相结合，尝试对伟大长征精神进行当代转译，把这一精神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战争场景与人物之间的心理博弈，拓展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表达维度。影片把“四渡赤水”军事行动作为叙事核心框架，以运动战的峰回路转牵引全片节奏，并没有将“四渡赤水”简化为一次从失利到翻盘的“得意之笔”，而是着力呈现党和红军面对险境时的真实状态——内部意见分歧、外部敌军逼近，双重压力之下如何坚守信念、在试错中校准方向，最终从九死一生中蹚出一条生路。这种将“结果已知”转化为“过程沉浸”的叙事策略，不仅巧妙弥补了“剧透”带来的悬念损耗，更赋予历史叙事以真实的痛感与灼热的生命力，让观众在屏息凝神中领悟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可以说，不同于传统革命历史影片“铺陈史实、宣讲战果”的叙事范式，《四渡》的真正突破，在于把一场“结局既定”的战役，拍成了步步惊心的沉浸式体验。影片抽离全知视角，在高层的运筹帷幄与基层战士的生死行进之间来回切换，让危机层层递进、悬念持续发酵——观众仿佛与红军一同置身于40万敌军的围堵之中，拼搏、求存。

　　在艺术手法上，《四渡》注重以生动感人的细节刻画，将历史人物还原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让人物见性格、有温度，让叙事更真实、更丰富。影片将“四渡赤水”置于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历史语境之中，红军战士也不是刀枪不入的“神兵”，而是会饥饿、会疲惫、会流泪的血肉之躯。同时，恪守“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对重大史实力求严谨，在细节与人物塑造上进行合理艺术加工——原创角色青年红军战士赵德发，为影片增添了基层战士的微观视角，展现出广大红军将士依靠信念、智慧与团结，变被动为主动，最终走向胜利的精神力量。当然，若以更高的艺术标尺审视，影片并非全无缺憾。比如，三线并行的交叉叙事虽拓展了视角，却也带来了剪辑上的跳跃感；指挥层决策与基层行军之间的切换有时略显生硬，让叙事的连贯性打了折扣；原创角色赵德发提供了微观视角，但其人物弧光相对单薄，功能性强而性格深度不足，未能完全跳出“代表性角色”的常见框架。

　　通过《四渡》，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新时代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工业化制作、类型化融合、青年化叙事三个方向上均有长足进步。《长津湖》、《志愿军》系列将宏大战场呈现在银幕上，视听水准已接近国际标准；《悬崖之上》、《我和我的祖国》把悬疑、喜剧等类型元素融入主旋律叙事，让节奏更明快、共鸣更宽广；《1921》、《革命者》则努力摆脱伟人符号化的窠臼，以青年视角重新走进历史，让红色记忆与当代心灵之间有了更真切的对话。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经历了多年集中产出之后，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瓶颈也逐渐浮现。一些作品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失去了平衡，有的为追求戏剧性和类型公式强行改写历史逻辑，有的则借“精英视角”重构革命历史叙事，甚至在对历史的戏说中悄然消解了题材应有的价值分量。叙事与人物塑造上的问题同样明显，一些影片过度执着于再现或还原历史表象，却在根本上忽略了对历史精神的当代转化；英雄人物局限于类型模式的人设，缺少寻常人的情感底色与内心挣扎，难以在观众心中激起真正共鸣。同时，部分影片在传播层面也存在短板。比如，习惯于“任务导向”的生产模式，缺乏新媒体传播意识，忽视了短视频时代的传播规律与受众需求，未预留可供二次创作的内容空间，导致作品难以进入大众视野。归根结底，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真正难题在于：如何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让作品不再只是“完成作业”、为创作而创作，而是真正走进当代观众的内心深处。

　　为破解上述问题，未来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急需一场深刻的理念变革，实现从“还原历史”到“转译精神”、从“完成任务”到“对话观众”、从“宏大叙事”到“个体共鸣”的关键转变。创作理念上，应从“任务导向”走向“受众本位”，将“与观众共情”置于创作首位，怀揣对历史的敬畏，进行深入“考古”，在尘埃般的细节中挖掘生命质感，让历史真正走进人心。在这方面，《四渡》作出了有益探索。正如影片主创团队感慨的：“土城、青杠坡、娄山关、太平渡、二郎滩、茅台、遵义、贵阳……电影中的每一处关键节点，我们在调研学习中都走了个遍。可以说，我们的剧本是用脚在贵州的山山水水上面，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真正赢得观众，不应仅靠题材本身，更要有精湛的艺术表现力。叙事上，应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提炼精神密码，摆脱“可视化党史课件”的固化认知与惯性，对历史精神进行当代转译，寻找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接口。同时，在恪守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打破套路化、模式化的类型范式与镜头语言，以新颖的审美体验缓解观感上的审美疲劳。人物塑造上，应从“精神符号”走向“有血有肉的人”，真实刻画英雄在极端情境下的内心挣扎与普通人底色，注重青春化表达，挖掘历史洪流中个体的心灵成长史，使之与当代观众产生情感共振。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不应只是以往历史的搬运工，而更应是能与当下观众尤其是与年轻一代进行心灵对话、充满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唯有如此，革命历史与人民英雄才能真正在银幕上“活”起来，那段峥嵘岁月中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也才能穿越时空，在新一代人的心中获得共鸣。

　　来源：《求是》2026/14

　　作者：扈 强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