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5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正式施行。这次修订融入了民生改善与保护的统一目标。在新《条例》实施前夕，记者走进贵州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喀斯特山林里的实践故事，正是新《条例》修订最生动的注脚。

　　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色。

　　区外与区内

　　是差距，也是改变的必然

　　在绥阳县宽阔镇红河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界“线”把村庄隔出了两片截然不同的天地。

　　“线”的这一边处于自然保护区范围之外——

　　红河村红岩组交通便利，一路上都是平整宽阔的通村硬化公路。这里民宿产业成熟，随处可见三四层高的小楼房，黔北民居清新雅致，内部干净设施齐全，房前还有花园、凉亭。赵恒经营的聚闲山庄，每年要接待上百名川渝避暑游客，每到夏天小院里欢声笑语不断。退休老支书熊洪远开设了老村长农庄，两个儿子跟他一起干，接待床位超过了100张。红河村党总支书记王国权笑着说：“在这里，见到男人就喊老板，见到女人就喊老板娘，因为每家年纯收入都是20多万元。”

　　“线”的另一边处于自然保护区范围之内——

　　从村委会沿着路往处于核心区的乐元组开去，道路越来越窄、弯道越来越急。“这样的路再陡至少也是硬化了的，我们核心区还有很多村组只有泥巴路，车都进不去。”宽阔水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杨昌乾说。落差不只体现在道路上。进入保护区后只能看见老旧的木屋瓦房和土泥巴院坝。住在核心区的杨安文不仅要种植中药材、水果和蔬菜，还要靠木匠的手艺在周边村寨打零工，“没办法，样样都做一点收入就更多一点。”

　　这条“线”，隔出了红河村“区外”与“区内”的发展鸿沟。“区外”繁荣活跃，年轻人畅谈产业发展，对未来充满期待；“区内”冷清凋敝，留守老人最迫切的愿望是把家门口的路修好，方便孩子回家。这样的发展鸿沟当中，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政策错位的原因。

　　居住在宽阔水保护区范围内的群众共2449户9605人，其中核心区有342户1313人，早在保护区设立之前，这些群众就世代居住在这里，受喀斯特地形限制和搬迁成本约束，他们又搬不出去。此外，我国制定《条例》时，正处于生态抢救性保护阶段，核心矛盾是人类活动过度破坏生态，因此制度体现了“限制、禁止、处罚”的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保护区居民生态意识大幅提升，伐木、打猎等破坏活动基本消失，不少原住居民参与巡山护林，成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力量。原《条例》不再适配新的社会环境，“核心区禁止人为活动、缓冲区仅允许科研观测”的刚性管控，限制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和产业发展，反而成为发展障碍。

　　红河村林下毛慈菇种植基地。

　　法理与人情

　　是矛盾，更是努力的方向

　　2025年，宽阔水保护区硬化了两条路面危险、隐患重重的通村路，一条是红河村茅草坪至底水前明组的道路，长4242米；另一条是九龙村后河六七组道路，长6780米。

　　这10余公里的路，饱含着核心区群众多年的期盼——

　　红河村底水4个村民组共103户453人、九龙村后河4个组共138户501人，均在宽阔水保护区划为核心区前便世代居住于此。20年前群众自发修的进山泥路始终未硬化，常年被洪水冲击多处毁坏，既阻碍生产、制约发展，还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多年来已造成2人死亡、3人重伤，多人因车祸伤残，小型事故更是频发。

　　要消除通行的安全隐患，是核心区群众最迫切的诉求。“我们晓得这里是保护区，要保护生态。所以我们不要求修多好多宽，只要把原来的泥巴路硬化就行了，防止摔跟斗。这样屋头的老人生疮害病，我们不用背起走几个小时，能快点送去看。”杨安文感叹道。

　　这10余公里的路，凝聚着各级部门解决问题的智慧——

　　一边是明文限定的法理，一边是群众现实的期盼。夹在矛盾之中的宽阔水保护区管理局没有选择死守规则，他们尝试着在原《条例》的框架下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相得益彰的路径。

　　2024年，红河村、九龙村村委会向宽阔镇政府提交道路安全隐患整治的申请，称年久失修的进山泥路已造成多起伤亡事故，既阻碍群众生产生活，也影响森林防火和应急救援；同时特别说明区内群众多年未发生破坏生态行为，本身就是生态保护参与者，区内黑叶猴、白鹇等保护动物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收到申请后，宽阔镇政府向绥阳县安委办上报请示，提请通过原路面硬化、加装护栏等方式消除安全隐患。绥阳县应急管理局随后向保护区管理局发函，要求按先急后缓原则处置隐患，保障群众安全及应急需求。保护区管理局一边向省林业局报告，一边组织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确认原路基硬化无新增占地、对生态影响极低后按程序上报并获得批复。2025年，两条合计11公里的林区道路完成了安全隐患处置。

　　“路修复好了之后，老百姓高兴惨了，特意打电话给我们表示感谢。今年春节，回来过年的人也多了，那几个组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工作的价值，也是还要努力的方向。”保护区管理局社区发展与旅游管理科副科长刘云的触动很深。

　　这10余公里的路，承载着推动制度变革的基层实践——

　　宽阔水保护区这两条路的改造，恰恰戳中了原《条例》的核心痛点：当原住居民已成为生态保护主体，刚性管控激化了矛盾，也反映出自然保护区普遍存在的法理与人情、规则与现实的碰撞，推动了顶层设计的优化调整。

　　保护与发展

　　是因果，更是相互的支撑

　　在宽阔水的采访中，“保护好林就能换钱，保护好鸟就能增收”是当地群众最朴素的共识，这里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从来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相支撑、互为因果的有机整体。

　　依托保护区独特森林资源，宽阔镇探索出“五倍子+林下经济”产业模式。全镇现有3万亩盐肤木林，建成20公里生态林下经济产业示范带，既是生态修复载体，也是群众增收的“绿色银行”。盐肤木花可养蜂产蜜，树叶可挂袋生产五倍子，林下可套种黄精、天麻等中药材，亩均年利润可达1.1万元。红河村村民王红种植50亩盐肤木，钻研出小叶褶藓蚜虫寄生率最高的技术，掌握蚜虫羽化温湿度规律，2025年他家五倍子亩产达703.5斤，为全村最高，年收入突破8万元。“目前红河村五倍子产业年产值超200万元，带动600余户农户增收，实现了从‘砍树吃山’到‘种树养山’的转变。”王国权说。

　　作为国际重要鸟区、贵州观鸟胜地，宽阔水“三金”（翠金鹃、金色鸦雀、金胸雀鹛）久负盛名，“观鸟经济”在茅垭镇兴起。和平村村民李健每年当观鸟向导、提供食宿服务，三四个月收入就达10多万元，他带客严格要求爱鸟护环境，还主动研究鸟类食性，在不打扰鸟类栖息的前提下吸引鸟儿觅食。2025年宽阔水保护区第二届生态观鸟活动举办，观鸟爱好者为保护区拍到12种新增鸟类记录。“鸟友帮我们进一步完善了保护区鸟类名录数据库，更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制定、珍稀鸟类栖息地优化提供了科学支撑。”杨昌乾说。

　　这种“生态越好、产业越旺、收入越高”的正向循环，让群众的保护意愿从“要我保护”变成了“我要保护”。2020年以来，宽阔水保护区发现的生物物种从4279种增加到4584种，新增发现了22个动物新种、3个植物新种，保护成效逐年提升。

　　新《条例》将这种基层探索上升为法定制度，从根本上打通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通道。明确“社区共管”机制，吸收当地居民参与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和监督，居民不再是“被管理者”，而是保护的主体；一般控制区允许开展符合规划的生态旅游、自然教育、林下种植等产业，居民可以优先参与经营、共享收益；建立生态补偿动态调整机制，将保护区管理、民生扶持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伟表示，此次修订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从“一刀切”禁止转向科学灵活管理，“我们在全国200多处保护区的调研发现，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保护成效也更好，只有让居民从保护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保护成果才能长久巩固”。

　　宽阔水保护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场景。

　　人与自然

　　不是对立，更不可分割

　　宽阔水的故事，是我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发展的缩影，它清晰地点明了一个事实：人本身就是自然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生态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此次《条例》修订，正是跳出“为保护而保护”的传统思维，重新定位人与生态的关系。不再追求绝对的“无人区”，而是寻找人类活动与生态承载力的平衡点；不再把居民视为保护的对立面，而是让居民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受益者、决策者。最终实现“生态越好、居民越富、保护动力越强”的良性循环，这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正如宽阔水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兰洪波所说：“我们要借着《条例》实施的东风，让更多群众吃上‘生态饭’，让这片山林既能护得住，也能养得起人。”下一步，宽阔水保护区将抓好新《条例》的学习贯彻，在保护的基础上，不断改善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引导支持社区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自然教育等生态产业，实现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得益彰。（方春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