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苏家英 光明日报记者 王冰雅 尚杰

　　为溯秦源，西安人侯红伟从关中“西进”陇原。

　　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家单位组成“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考古”项目组，沿着西汉水脉络，探寻中华民族文明源流。那一年，侯红伟大学毕业，进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也由此开启了他人生的“寻秦”之旅。

　　一晃21年，异乡化故乡。山顶的风、深夜的月，盛夏的烈日、隆冬的积雪，以及这里的土地，连同埋藏在地下的悠悠历史，44岁的侯红伟都了然于心。

　　礼县大堡子山、清水李崖、礼县四角坪……他的足迹遍布甘肃陇东南的沟沟坎坎、边边角角。

　　侯红伟。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樊一航

　　功夫深处，惊喜自来

　　侯红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四角坪遗址考古队领队。要说他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多少有些机缘巧合。

　　“2000年夏天，我正为选专业苦恼，恰好电视直播西安仙游寺法王塔地宫的开启过程。当看到隋代舍利子从鎏金铜棺、石函中现世时，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考古的魅力。更巧的是，那位在直播中介绍情况的考古领队，竟也毕业于我计划填报的西北大学。当即拍板，‘就选考古！’”侯红伟回忆道。

　　当时，侯红伟是全班唯一主动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而非调剂而来。这看似偶然的起点，与他后来工作中不期而遇的偶然惊喜，却有了一种必然的呼应。

　　2004年大学毕业后，侯红伟投身考古工作，着迷于这份工作带给他的惊喜：2006年，侯红伟跟随团队发掘礼县大堡子山祭祀乐器坑时，这个初判为残墓的盗洞在下探几厘米后竟发现了迄今最早、最为完整精美的秦国礼乐遗存——秦子镈钟。那一刻的震撼，令侯红伟“有些‘飘飘然’。”

　　刚参加工作时的侯红伟（右二）。（受访者供图）

　　一片瓦当，一方地砖，一套钟镈……深掘一寸，便得一寸欢喜。侯红伟将散落的秦文化“拼图”悉心捡拾缀合，得以一窥那段尘封的历史。他的“寻秦”之路，也越走越远。

　　家乡陕西考古声名显赫，侯红伟自幼便知道。然而，万事万物总有源头，秦文化的源头，就在甘肃。庞大的秦帝国是如何形成、兴起的？揭露这些历史谜题，正是甘肃秦文化考古的价值所在，也是侯红伟痴迷的使命所系。

　　20余年间，侯红伟踏遍天水、陇南的考古遗址。一个常思常新的叩问反复出现在心底：历史厚重，踪迹又难辨，如何更好地寻脉秦址，并以考古实证串珠成链，揭开千年前的秦帝国面纱？

　　2015年担任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考古领队，2019年担任甘谷毛家坪遗址考古领队，2021年担任礼县四角坪遗址考古领队……侯红伟负责的工作更加繁杂，身上的责任越来越重。他逐渐意识到，“必须从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担当。”

　　侯红伟补充道，具体来说，就是要“跳”出对单个器物或单个遗迹发掘的关注，转向对整个遗址发掘的系统规划。从制定方案、调度人员，到与地方政府、合作单位打好交道，再到保障文物和人员安全等，都得统筹考量。

　　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以能力的提升为坚实依托，包括田野实践的持续淬炼、理论知识的积淀更新。

　　有人说，田野是考古的生命力所在。山高路远也好，天气复杂也罢，田野考古发掘都必须“扎下去”。

　　四角坪遗址鸟瞰图。（受访者供图）

　　2020年发掘四角坪遗址之初，侯红伟和大家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开荒”岁月：基本上每年，他们都是3月份开始发掘，到年底结束，四时更迭皆在镐铲之下；基本上每天，他们都很“难捱”，每日收工后，只能挤进邻近山头电视信号中转站内的几个房间，热乎饭吃不上、上厕所不方便，手机也压根没有信号，天苍苍、野茫茫，唯有孤独相伴。

　　也有人说，考古人有两把“手铲”，一把是田野考古发掘的必备工具，一把是分析检测考古遗存“潜信息”的科技手段。这些与时俱进的新技术、新手段，能让陇地秦文化重焕光彩。

　　因此，侯红伟始终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吸纳最新的考古技术，积累地质学、生物学、化学等各学科知识。用他的话说：“当极具偶然性的惊喜降临，只有做足了准备，才能抓住。”

　　常有遗憾，总是坚守

　　“秦文化的特质是踏实坚韧、注重实效，这是秦人最终成就统一大业的内在动因。”侯红伟说，这种特质支撑秦人在西陲扎根、扩张，在商鞅变法时将务实精神推向极致，建立了高效的国家机器。

　　从事秦文化考古的侯红伟们，也特别“务实”——以四角坪遗址发掘为例，每天清晨七八点，他们便在四格子山山顶“开工”，布设探方、清理土层、辨别遗迹、记录数据，全程俯身泥土，直至日暮收工。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条“寻秦”之路，宛若秦人西迁陇右、西陲创业、崛起关陇、实现统一的创业历程，并不容易。

　　寻秦路远，归家路长。

　　有一年，侯红伟在考古工地坚守了270多天，风吹日晒让他模样大变。回到家，幼小的孩子怔怔地望着黝黑粗糙、胡子拉碴的他，没认出这是自己天天嘴里念叨的爸爸。咫尺之间，父女二人，竟成了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僵在原地，谁也没敢上前。

　　对妻儿的亏欠感，始终萦绕在侯红伟心头，甚至孩子出生，他都不在妻子身边……那些错失的重要时刻，化作无法弥补的遗憾。

　　侯红伟动摇过，尤其是错失见父亲最后一面之时。那是清水李崖遗址发掘最紧要的关头，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考古”项目组组长赵化成几次催促他回家，可他想着父亲病情稳定，手里的工作又千头万绪，于是一拖再拖……“最终，是妻子替我尽了最后的孝道。”

　　“母亲只要在电视上看到我介绍考古成果，就会自豪地说，‘你选考古果然没错’，也会为在外奔波的我牵肠挂肚，反复叮嘱我保重身体、好好工作。”难回的家，成了侯红伟心底最深的惦念，有时候他也会想，自己既未能承欢膝下，也不曾病榻侍奉，那么做出的选择，以及无尽的忙碌，究竟换来了什么？

　　侯红伟（左一）和同事仔细查看正在修复中的文物。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樊一航

　　侯红伟的迷茫和痛苦，是每一个考古人都曾面对的。又靠什么挺下来？他说了四个字——职业坚守。如何理解职业坚守？或许，就是在迷茫、倦怠、孤独、遗憾面前，依旧追求一丝不苟，依旧做到精益求精。

　　“工作是永远干不完的，但只要干起来，还是希望能把它干好。因为，我选择了这份工作。”侯红伟想，做出任何选择，都会有遗憾，可人生不就是在一个又一个遗憾中度过的吗？“有了遗憾，我们尽力去弥补，实在弥补不了，就把它永远记在心里好了。”经历了许多，侯红伟发现，自己还是那么热爱秦文化考古，一如深深影响他的老师——

　　“2010年到2011年，清水李崖遗址发掘期间，赵化成先生年事已高，更历经数次癌症手术，身体状况不好，但他依旧坚持在考古一线，和团队成员同吃同住同发掘。”在侯红伟的印象里，赵化成老先生从不跟大家讲什么道理，只是默默躬身力行，但那份无声的感召，牵引着整个团队跋涉向前，每个人都不自觉地紧追他的脚步，做好工作。

　　前辈的精神，侯红伟传承了下来。“希望更年轻的后辈接续继承这种精神。”

　　四角坪遗址全景图。（受访者供图）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礼县四角坪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侯红伟和团队成员“守得云开见月明”的“高光时刻”。

　　经过5年多系统性发掘，他们明确，四角坪遗址是一处秦代大型礼制性建筑遗址，体现了宗庙建筑、畤祭建筑之外的又一种秦祭祀建筑形式。

　　“遗址建筑群整体呈典型的中心对称格局，具有极强的礼仪性，规模之大、等级之高，实为罕见。我们推测，它很可能是为始皇帝西巡准备的祭祀场所。”侯红伟说。

　　站在四角坪遗址上，侯红伟是有成就感的，“这个遗址从规划、调查、勘探、发掘，基本是在我的规划下一点点完成的。”

　　也正如他始终相信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多年间，他和团队成员通过一铲又一铲发掘、一笔又一笔记录、一次又一次深入思考，去寻求问题的答案，亦一点点接近历史的真相。

　　“我经常一个人在四角坪遗址来回踱步。在这里，我不仅真切地感受到建筑格局的恢宏，还会产生许多疑惑，‘为什么要削平山头，修筑这个祭祀建筑’‘这个祭祀建筑到底是为谁修筑的’……很多问题，我需要自己去了解清楚，还要面对公众进行合理的阐释。”一路“寻秦”，侯红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毕竟，考古工作不是寻宝探险，而是一项严谨的科学工作，有着揭示历史原貌、填补历史空白的作用。

　　四角坪遗址及该遗址出土的云纹瓦当。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四角坪遗址发现初期，仅被判定为秦汉时期的军事瞭望及防卫遗址。若不是侯红伟和团队成员精耕细掘，该遗址的重要价值，或将永湮尘壤——

　　它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它的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汉代德阳庙、王莽九庙甚至后来天坛、地坛等的祭祀建筑风貌。

　　侯红伟直言，这是自己主持参与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十大”殊荣（礼县四角坪遗址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给予了自己和团队成员莫大的认可和鼓励。

　　但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寻秦”路上，自己并非独行；考古途中，总有新人加入。这无数同行，包括有奉献毕生的老一辈学者，还有初入行业的青年工作者，终其一生可能都与“十大”无缘，“难道说，他们没有成果吗？”

　　他认为，考古人的毕生追求，不应简化为取得某项业界荣誉，这本质上是一种目标的错位。而应在工作细节上、认知上、学识上不断突破，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更好地运用考古学，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些事，如秦帝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诸多蛛丝马迹般，以踏石留印的考古工作，为“考古中国”增添自己的一砖一瓦。

　　侯红伟（右一）与同事仔细查看四角坪遗址出土文物。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樊一航

　　登上四角坪遗址所在的四格子山山顶，极目远眺，四野尽收眼底；天空很低，仿佛触手可及。侯红伟站在山顶，思绪常被拉向很远，远到2000多年前的秦帝国；又很快将思绪拉回，视线移至脚下，他知道，自此出发，还有许多事要做：除了继续埋头于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还需强化考古成果的阐释、传播，促进考古成果社会共享，让秦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寻秦20年，侯红伟觉得，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只是开了个头。“但万事开头难，下一个20年，或者下下个20年，新的继任者一定会站在我们的肩膀上，把甘肃秦文化研究推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