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而世界四大文明中的三大文明都已烟消云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几千年来，中国道路既坚守文化内核的连续性，又通过开放吸收和主动变革实现适应性发展，这种独特的韧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并且不断创新发展的原生文明，在文明形态迭代加速的今天，中国道路又一次展现出文明韧性与制度创新。大道如砥，行者无疆。中华民族汲取深厚的历史能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坚定走在中国道路上。

　　中国道路的底层逻辑

　　“如果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取决于其特定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中国道路的坚持与拓展，中华文明的存续与创新，根植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一套独特的“大一统”格局。

　　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华夏先民在治水实践中发展出独特的天下体系。大禹治水不仅是治水技术的突破，更是社会组织形态的革命——通过流域治理形成协作网络，奠定了早期国家的治理雏形。秦汉确立了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实施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辖。大一统的政治制度，消除割据壁垒，促进跨区域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得以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和军事工程，确保了国家疆域的统一。科举制度的产生和传承使得知识精英的流动通道始终保持着适度张力。乡绅自治、宗族组织所形成的基层治理，使国家治理富于弹性，缓冲了王朝更迭带来的冲击。将儒家经典确立为基本的知识体系，构建了跨越地域和阶层的价值共同体，确保了文明核心价值的代际传递。孔子晚年为“克己复礼”奔走呼号，其“从周”的理想，本质上是对制度文明延续性的深刻认知。当希腊城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时，华夏大地上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策略，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大一统是中国道路、中华文明生命力的核心密码，对内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发展高效，举国办大事；对外推动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全球治理。

　　独特的地理结构。东临大海、西有高原的地理环境，既阻挡大规模外敌入侵，又保持了文化传播的独立性。海洋草原、高山平原，中国复杂多样的地理结构，孕育形成了多彩纷呈的众多民族。中国还是一个江河丰沛的国家，长江、黄河流域的肥沃土地孕育了中国早期文明，尤其是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形成安土重迁、小康社会的民众心理，而众多江河的互联互通，构建了一个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水网络。如大运河的修建，途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浙江8个省（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35个城市，形成南北贯通的国家水上大动脉，促进了人员的流动，货物的运输，商业贸易的展开以及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江河湖海的联通，重构了中华大地上的社会空间，建立起国家一体化格局的空间认知。中国历史上应对洪涝灾害、兴修水利等治水实践，则进一步夯实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举国体制。洋务运动以来的对外开放和海洋贸易，加速了劳动力和经济活动向港口附近的地区流动，形成新的商业区和人口聚集地。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迅速成为中国的重要经济增长极，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与社会文化中心发生重大改变。

　　文化内核的凝聚力。中华文明从黄河流域出发逐渐向外扩散，覆盖了更广阔的地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形成超越方言差异的表意文字。统一文字，对构建国家认同，形成多民族的统一体，培育中华民族“天下一统”的集体意识，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文字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构建了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例如在国家治理中，“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价值理想成为至高境界，“民惟邦本”成为历代历朝施政理念，而“仁政安邦”则成为治理目标；在政绩观上要求“重义轻利”，在能力建设上做到“内圣外王”，达到“尚贤使能”，治理方式上则倡导“备豫不虞”等。“中和位育”，使天地人物各得其所，“协和万邦”，以人文化成天下，是为善治之道。儒家的道德思想和价值追求，通过科举制有效地实现了代际传递，又通过宗族制渗透到社会基层，妇孺皆知。文化的向心力，塑造了多元一体的民族凝聚力，强化了国家认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国家社会的高效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根基。

　　中国道路的创新性拓展

　　站在居庸关长城上眺望，夯土城墙与高铁轨道在燕山山脉间交错延伸，这种时空叠印的景象恰是中国道路的生动写照。它既不是古老文明的简单延续，也不是现代性的机械复制，而是文明基因在时代语境中的创造性绽放。

　　制度弹性与突破。制度即规范，既包括成文规则，也包括习惯规矩。秦皇汉武至今，在应对各种外来和内部的、人为和自然的、突发和常态的冲击过程中，中国社会制度在保持充分弹性而不致制度刚性折损的同时，不断实现突破与革命。进入近代，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洋务运动开启实业救国之潮，突破“体用之争”的桎梏，传统士大夫精神孕育了现代实业家的价值追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实现了“两弹一星”工程的重大突破，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今天量子通信、高铁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得到充分体现。改革开放推动了产权制度的创造性转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新土地集体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弹性配置，破解了发展经济学中的产权悖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并存，形成中国特有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央政府掌握战略要素配置权，地方政府培育区域市场生态，社会力量激活微观经济活力。分层竞争与全国统一大市场辩证互动，推动中国经济闯关夺隘不断向前。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拓展和深化。为适应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一个规模不断扩大、复杂性不断提高、互动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世界，制度的进化改革创新更趋系统化。

　　发展伦理重塑。进步、发展、富裕、繁荣，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和价值。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追求和价值不断突破、重塑，引领社会制度的变革与社会治理。马克思在19世纪创立唯物史观时，描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然而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从未风平浪静，而是充满了血雨腥风，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利润的追求所产生的劳动的异化、产品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造成财富的积累与人的畸形片面发展并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伦理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至上理念，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获得制度性回应与落地。通过基建投资、产业培育、教育扶贫等全方位的立体干预，构造起提升自主增收脱贫能力的系统工程。不仅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塑当代人类发展伦理。600年前郑和船队“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在21世纪现代性地转译为“一带一路”的互利共赢。2013年以来，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方面，形成了覆盖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的合作网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显著提升了区域互联互通水平和全球经贸合作效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重塑全球治理的底层逻辑。

　　世界图式迭代。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是零和博弈、文明冲突，还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国人以其独有的从“天下观”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迭代，构建起中国道路的世界图式。“天下观”是中华文明最具标识性的政治哲学概念之一，既是地理空间的想象，文化秩序、社会秩序的建构，也是经略中外关系的基本理念。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界限，以“无外”的包容性和“大一统”的整合性为核心特征，深刻塑造了中国道路的世界图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中国“天下观”早期最直白的叙述。韩愈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通过礼乐教化、德化，不断将夷狄纳入中华文明体系。从“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到“怀柔远人、协和万邦”，大一统的多元一体的国家建构不断巩固，每一次朝代更替、国家分裂之后，亦复归统一。与此相适应，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基础不断加强。儒家经典、科举制、律令体系，成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天下观”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概念、国家治理的概念，也是文化的概念、文明的概念，是中国人的世界图式和外交方式。进入新时代，中国秉承“天下观”的古老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消解了“他者—自我”的对立，超越“文明冲突论”的西方文明的对立叙事，把中国融为世界的一部分，把世界建构为“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不同民族、国家以及文明的包容性，也体现了中国人的自然生态观，是中国人对现代性困境的回应。如长江十年禁渔、历年的海洋休渔、草原休牧，等等。从“天下观”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道路以“无外”的包容精神与和谐共生的秩序智慧，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发展新路径。

　　中国道路的实践智慧

　　在5000多年的漫长进程中，中国道路始终贯穿着变与不变的动态平衡。变与不变，看似矛盾，实则是中国治国安邦、守正创新的大智慧，而这一智慧往往是通过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系统操作实现的。

　　顶层设计构建中国道路的基本骨架。“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古代中国人看待世界、把握自己的基本逻辑，也是当代中国人国家治理的基本思维。辩证法认为，变是绝对的，变是永恒的不变；同时事物本质的内在规定性是不变的，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和坚韧性。中华民族在中国道路上行进了5000多年，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但是，如果一切皆变，就不是中国，不是中华民族了，变化当中有不变的坚守。放长眼光，我们看到几千年来无论发生多大变化，有四个基本要素是中国道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人考量当下与未来的必备因素。这四个基本要素构成中国道路顶层设计的基本骨架。

　　第一个要素是大一统的制度刚性架构，这是制度性的顶层设计。中国有广袤的国土，有56个民族，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标准化顶层设计，通过郡县制、户籍制、度量衡与文字统一，构建了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架构。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并逐步完善了国家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各领域各方面的重要制度，共同构成中国道路的制度顶层设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制度体系的核心和根本保障。

　　第二个要素是主流意识形态，这是思想性的顶层设计。古代中国将儒家伦理上升为国家意志，以“仁”为核心，建构礼乐文化。“礼”强调社会等级和秩序，“乐”则彰显和谐美德，通过礼仪教化和音乐教化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从而达至天下大治。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为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凝聚共识、整合社会、引领各领域发展的根本遵循，增强了全民族的国家认同感，维护了国家文化主权。

　　第三个要素是发展目标。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下一步要向哪里去？这个问题其实是古代中国改朝换代的重要考量，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的迫切期待。长治久安，维护皇权稳定，是历朝历代的基本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景和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提出 “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今年“十四五”规划即将收官，中国式现代化成果丰硕。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中华民族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上坚韧前行。

　　第四个要素是价值取向。《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中国共产党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提出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一切工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作为全党的工作准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明显变化，价值观念多样化、复杂化，但是价值观的主轴和核心没有变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人民至上作为贯穿其理论体系的理论支点、价值支点和实践原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民惟邦本，到人民民主，再到人民至上，中华民族踏浪前行，始终拥有不竭的精神动力。

　　摸着石头过河因势而变。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我们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大变局时代不同，内涵不同，但是挑战都具有严峻性。如何在变局中延续，在革命中重生？“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基本逻辑下，中华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摸着石头过河，因势而变。通过传统基因重组与时代性转型，不断实现文明主体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实现从王朝国家到现代文明国家的恢宏跨越。

　　研究中国道路的不断建构性，有三个特点不容忽视。

　　一是包容与进化。在古代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交融，外来思想在华夏文明的熔炉中淬炼重生。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吸收佛教的思想，也实现了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朱熹“理一分殊”的哲学智慧，蕴含了当代文明对话的方法论。华夷交融，民族融合，至清朝，几十个民族共聚中华大地。近代以来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民族找到求解放、求真理的思想武器，找到一条民族新生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传统小农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为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创造条件；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为应对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危机提供智慧；从儒家伦理体系到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始终以“人伦日用”为根基，渗透社会各个层面。党的群众路线与民惟邦本的贯通，小康社会从《礼记》的理想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天下观”的现代诠释等等，构建中国道路的基本骨架不断进化重构，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

　　二是及时调适与校正。中国道路的一个鲜明的优越性，体现在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能力。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制度调适与校正机制，针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动态修正与调整，从而保持基本制度和基本方向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坚定性。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一次革命性转型，维护转型的稳定性，使中国经济这艘大船不致因急转弯而折损，体制的不断调适与校正就必不可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新旧交替转型，在政治社会领域必然引发催生新的问题。如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和单位政治生态严重恶化，涣散了人心、带坏了社会风气，极大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为此，在政治体制上加大反腐败力度，建立完善派驻制度、巡视制度等；在社会治理中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建立了矛盾调解中心，推广网格化管理+数字化平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接轨国际规则，大规模地修订法律，外贸法、知识产权法等落地。进行自贸试验区试点，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从190项缩减至29项，不断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随着信息时代数字时代的到来，各领域数字化赋能进一步提升制度的韧性与自组织性。

　　三是危机倒逼的系统重构。在古代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危机倒逼后的皇权体制的系统重构。“新桃换旧符”，中国历史在不断地更新、迭代、重构中延伸。在党的历史上有两次危机倒逼的系统重构，意义深远。一次是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第二次是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启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顶层设计恰如河床，保证中国道路不偏离人类文明的主轴，摸着石头过河则如水流，在蜿蜒行进中因势而变，绕礁石过险滩，积小胜为大胜。

　　结语

　　在5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华民族风雨兼程，其间曾历经坎坷，但重拾信心，校正方向，走出一条通往希望和光明之路。中国历史所赋予的道路的深层逻辑，不断向新而生创造发展的道路的建构性，以及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向世界展示出中国道路的勃勃生机——确定性、未来性、机遇性。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中国道路将成就世界的另一番气象。

　　（作者：徐伟新，系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原中央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