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文娟

　　光泽县博物馆内展出的何家潭遗址出土的陶器 本报记者 赵文娟 摄

　　文物，是凝固的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基。随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四普”）纵深推进，福建省组织384支普查队伍细数城市街巷，穿越山川河流，踏遍乡间田野，不仅对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细致复查，更怀着敬畏之心去寻找那些尚未被记录的历史碎片，让散落于时光深处的遗珍串珠成链。

　　山海间藏着千年回响，步履所至皆是历史注脚。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省在“四普”中新发现文物7600余处，涵盖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其他六大类型。

　　即日起，本报开设“四普寻珍”专栏，我们将跟随普查队员的脚步，一起触摸镌刻在八闽大地上的文明印记，聆听鲜为人知的文物发现故事，了解前沿的科技保护手段，感受福建在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坚定决心和有益实践。敬请关注。

　　——编者

　　上个月，“福建省第十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何家潭遗址位列古遗址类文保单位之一。

　　春寒料峭，记者走进南平市光泽县崇仁镇砂坪村何家自然村东侧，一片被考古探方覆盖的山岗格外引人注目——这里便是何家潭遗址，我省迄今发现规模最大、内涵丰富、等级较高的先秦聚落遗址，年代序列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两周时期。

　　伴随近三年考古发掘的步履，这座沉睡千载的山城聚落正缓缓苏醒。其宏阔的聚落格局、丰富的遗存实物，填补了福建考古学文化序列与文明化进程研究的关键空白，为探寻早期福建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脉络留下不可或缺的时代印记。

　　填补跨越千年的文明缺环

　　富屯溪，闽江上游三大支流之一，发源于武夷山脉，西接江西经济腹地，东连闽江入海，既是滋养一方的母亲河，更是先秦时期闽北连接赣鄱、衔接中原的交通和文化枢纽。

　　循着这条承载千年文明交流的水系脉络，2021年，为探索史前福建融入中原文明的轨迹，我省考古研究院启动“闽江上游富屯溪流域史前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课题。2022年，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闽江学院等单位组成考古队，在光泽县砂坪溪流域开展专题调查时，发现了这片分布于山岗与河谷之间的史前遗址。

　　自202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队开展持续性主动发掘，至2025年累计发掘面积达2200平方米。

　　时间的指针拨回2023年，考古队对何家潭遗址开展第一次主动性考古发掘，首次在闽北地区发现了樊城堆文化和南山文化遗存，找到了闽浙赣史前交流融合的新线索。

　　2024年，第二次主动性考古发掘，考古队初步确认了遗址的分布范围、保存状况、布局结构，以及功能分区和年代框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群和两周时期高等级建筑基址群分布的重要线索。

　　2025年，第三次主动性考古发掘，考古队采用机载激光雷达（LiDAR）航测、GIS空间分析等多学科综合手段，发现了依山构筑的城圈和特别的构筑技术，初步确认了周代前后，何家潭形成以依托山岗营建夯土城圈为核心的高等级聚落体系。结合2024年在龟山等岗地发现的若干高等级山地建筑基址，何家潭遗址周代山城的面貌逐渐呈现。

　　先秦时期，以今福建为中心的七闽，是东南百越体系中重要的早期方国。《周礼·夏官·职方氏》将“七闽”与四夷、八蛮、九貉、五戎、六狄并列记载，《逸周书·王会解》亦留存着成周之会“东越、闽、瓯”前来朝贡的记载，足见其在中华早期文明格局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在先秦七闽古国研究领域，福建地区一直鲜少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大型聚落与城址类考古证据，致使这一时期的文明进程与社会发展脉络长期较为模糊。“何家潭遗址的发现，弥补了这一关键学术缺环，为研究七闽古国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何家潭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潘国平如是说。

　　山地聚落的“活态教科书”

　　富屯溪的二级支流砂坪溪，自西向东绕何家潭遗址北侧潺潺流淌，河谷盆地地势开阔，周边山脉形成天然屏障。

　　潘国平介绍，以何家潭遗址为中心，砂坪溪两岸分布着成片的先秦时期遗址，共同构成面积约1100万平方米的何家潭遗址群。考古队员已辨识出居住区、墓葬区、生产作坊区、祭祀区及防卫区等明确功能分区，勾勒出先秦闽北山地先民依水而居、依山筑城的生活图景。

　　2025年的发掘，让这座周代山城的聚落特征愈发立体。

　　“去年我们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结合LiDAR激光雷达扫描、GIS等技术，找到了墙路一体的周代土石结构城圈。”在考古现场，潘国平带着记者沿蛇山山脊线走到一处探沟前介绍：“你看，这是夯筑和堆筑相结合的建筑工艺，三重结构清晰可见——夯土墙芯、沙土堆筑、片石护坡，能让城墙更稳固，适配山地的地形特点，充分体现出当时高超的山地筑城技术和精巧的规划思路。”这种独特构筑工艺，和2024年在遗址西部发现的“人工土垒墙”技术一脉相承，结构更加完整，呈现了周代何家潭依山脊构筑的夯土城圈体系和独特的构筑技术。

　　在蛇山西侧，一座山岗形如乌龟，当地人称“龟山”，与蛇山之间有一天然豁口。在龟山最高处的台地上，周代长方形建筑基址赫然在目，地基坚硬如石，一些柱洞、础石痕迹清晰可辨，建筑沿道路轴线南北对称，站于此可俯瞰整座河谷与连绵山岗，规整的形制透着高等级建筑的威严。

　　考古队员还在遗址东北方向的凤凰山巅，发现一处近圆形的高台基址。这里四面开阔无遮拦，抬眼便是远山星河，推测为古人祭天祈福、观象授时的场所。

　　在遗址西北部Ⅱ号岗地和Ⅲ号岗地之间的山谷地带，考古队发现了一处较完整的周代干栏式聚落遗存，清理出干栏式房址、柱洞、踩踏面、水沟、水塘、聚落边坡石构挡土墙等遗迹，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生活的居住单元。考古队推测这里是平民或工匠的居住区。

　　高等级建筑与平民居住区遥相呼应，城圈、礼制建筑、祭祀台地与生活单元构成的完整体系逐步浮现。随着考古工作推进，2025年，何家潭周代都邑性聚落的轮廓愈发清晰。潘国平说：“这座遗址的完整性远超预期。结合目前的发现，我们推测，何家潭周代山城很可能与《周礼》记载的‘七闽’的一支有关，是探索研究中国东南地区周代方国都邑的重要考古遗存。”

　　南北交流的有力见证

　　何家潭遗址的价值，不止于闽北地域文明研究，更重要的是，遗址所在的富屯溪流域是通往中原和长江、闽江两大流域的核心通道，遗址的遗存中既有闽北本土文化特质，又包含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元素，为探讨早期福建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

　　在位于光泽县博物馆的考古成果展示厅，新石器时代樊城堆文化的典型陶器——盘形鼎、凸棱豆和南山文化的印纹陶罐一起展出，格外引人注目。潘国平介绍，来自武夷山脉两侧的樊城堆文化和南山文化遗存汇聚于此，这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何家潭遗址是闽北地区内涵丰富的区域性文化中心。

　　到了两周时期，依托富屯溪流域的通道优势，何家潭进一步发展为都邑性聚落，不仅是区域中心，更承担着南北交流枢纽的功能。遗址周边10平方公里内分布的同期遗址，构成了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与生活网络，其产品通过水陆通道北上，与中原及周边区域形成文化互动。出土的印纹硬陶、原始瓷与青铜器并存，既体现了本地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也反映了闽北与中原文明的紧密联系。

　　聚落营造上，何家潭更是将中原智慧与东南山地特色融合。潘国平介绍，夯土城圈的核心工艺承袭中原夯土筑城技术，是中原城建理念在闽北的落地；同时，闽北先民结合山地地形，创新采用“夯土墙芯+沙土堆筑+片石护坡”的构筑方式，依山脊围合城圈，让中原夯土城墙适配东南丘陵的地理特征。龟山岗地中轴对称的高等级礼制建筑，也遵循了中原城市的规划规制，尽显南北营造智慧的融合。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和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塑造了山地文明与海洋文明交融的特质。”潘国平表示，何家潭遗址的考古成果，突破了以往对早期福建“相对封闭”的认知，证明闽北先民通过勤劳智慧，搭建起跨区域交流的桥梁，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进程贡献了福建力量。

　　当前，何家潭遗址的田野考古与多学科综合研究仍在推进。今年，考古队将重点探寻周代城圈内外的高等级建筑居住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核心区域，进一步厘清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两期的内涵与结构，尤其聚焦商周时期其作为闽中方国社会融入中华早期文明一体进程关键节点的遗存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