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公共场所吸烟话题持续引发关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控烟力度，《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将控烟列为15项专项行动之一。然而，一些公共场所虽设有禁烟标识，实际未能真正约束吸烟行为，相关规定执行效果有待提升。

　　面对难题，各地正从立法完善、执法创新、技术赋能、柔性治理等多方面探索破局之道。只有疏堵结合、多方参与，才能减少吸烟与不吸烟人群的冲突，让公共空间真正回归清新。

　　二手烟危害不容忽视

　　前不久，深圳一公交站台，一女子劝阻男子吸烟引发争执；上海迪士尼乐园，一名游客因制止他人吸烟，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诸如此类因二手烟引发的冲突，在各地公共场所时有发生。

　　不少受访者表示，自己曾在电梯、饭店、办公楼楼道等室内公共场所被二手烟困扰，一些呼吸道敏感人群更是深感不便。

　　“我有哮喘，闻到烟味就喘不上气。”山东的赵先生平时出门常戴口罩，有时去球场运动，中场休息时碰见球友在场边点烟，“我赶紧走开，躲得远远的”。赵先生的无奈，道出了许多不吸烟者的共同感受。

　　在一些城市公园、学校门口、十字路口等人员密集区域，边走边吸的“游烟”现象同样普遍。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居民小区，记者甚至看到有大人一手推着婴儿车，一手夹着点着的香烟。

　　烟草危害早已被科学证实，是威胁人类公共健康的重要隐患。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吸烟每年导致全球超700万人死亡，烟草仍是造成可预防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部分吸烟者存在认知误区，片面将公共场所吸烟视为个人自由，认为此举仅危害自身、不影响他人。还有吸烟者坚信，在通风较好的房间内抽烟或使用换气设备就能消除危害。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医生褚水莲指出，世界卫生组织明确，二手烟不存在“安全暴露水平”，任何浓度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褚水莲介绍，一手烟、二手烟均可能引发慢性病和肿瘤，受害群体各有侧重：主动吸烟人群中男性居多，易患冠心病、脑中风、慢阻肺、肺癌等；二手烟危害人群多为女性和儿童，女性易患哮喘、慢阻肺、肺癌，儿童易出现呼吸道感染、哮喘、鼻炎等疾病，且儿童的一些癌症如颅脑肿瘤、白血病等也与二手烟暴露存在一定关系。她所在科室的接诊患者中，就有不少因常年在家或工作场所被动吸入二手烟而患病的案例。

　　“三手烟是附着在墙壁、衣物、皮肤表面的烟草残留物。”褚水莲特别提醒，“对儿童尤其是两岁以下婴幼儿伤害尤为突出，幼儿爬行玩耍、习惯性啃咬手指，极易误食环境中残留的烟草有害物质。”

　　事实上，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已有明文规定。2011年发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然而，规定落地执行面临诸多困难，室内公共场所抽烟现象仍屡禁不止。

　　“吸烟是瞬时行为，执法人员到场时，吸烟者经常早已离开，执法通常滞后；非现场执法不易确定抽烟者身份，处罚决定书难以开具，且罚款金额低，很难起到威慑作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专家、扬州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王毅说。

　　同时，一些商家也存在不敢管、不愿管问题。“我们小本经营，不好意思得罪顾客，而且有时候劝了顾客不听，我们也没办法。”辽宁省葫芦岛市一家餐厅的服务人员坦言，面对吸烟顾客，他们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有法难依”到“有效落地”

　　尽管面临挑战，中国的控烟工作一直在稳步推进。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今年4月发布的《2024—2025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全国成人吸烟率从2010年的28.1%降至2024年的23.2%，戒烟人数显著增加，公众有关二手烟危害的意识不断上升。

　　标杆城市治理成效尤显：北京、上海等城市已提前实现“健康中国2030”控烟目标。其中，上海成人吸烟率降至18.6%，为中国大陆省级行政区最佳水平。

　　立法层面，全国20多个省份出台省级控烟相关法规，200多个城市出台市级控烟相关法规。“各地控烟立法进度不一、标准各异，导致市域间治理力度参差不齐，难以形成全域联动的治理格局。”王毅呼吁，加快推进全国性公共场所控烟立法。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很多地方发布的控烟条例，都明确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电梯、住宅楼楼道、火车站台等“半封闭”空间并未被列入禁烟区域。王毅建议，明确绝对禁止、有限禁止和放开吸烟的公共场所清单，清晰界定禁止吸烟区域，补齐监管空白。

　　一些城市已走在前列。例如，深圳、秦皇岛等地明确将公共交通工具室外站台和等候区域纳入禁烟范围。

　　在完善禁烟法规的同时，烟草制品源头管控亟待加强。《报告》提出，中国控烟政策还需在烟草税价联动调整、烟盒图形警示、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等关键领域持续发力，并将戒烟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医保体系。

　　真正实现从“有法难依”到“有效落地”，还需在执法上继续突破。很多地方对于公共场所控烟到底归哪个部门负责，没有清晰界定。市民发现有人吸烟，常常陷入“投诉无门”的困境。对此，北京自2025年4月起将控制吸烟方面的6项行政处罚和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职权收回区卫生健康委，并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开通控烟专项投诉渠道，落实“接诉即办”机制，提升投诉处置效率。

　　压实场所责任也很关键，既要强化其法律义务，也要提供可操作的标准指引。多地加大对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履行控烟义务的处罚力度，如武汉可“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深圳2025年5月发布全国首部无烟场所建设地方标准——《无烟场所建设规范》，提出“有标识、无烟具、有人劝”三大标准，涵盖标识宣传、劝阻服务、环境维护、禁止烟草广告等内容。

　　王毅建议，将多次违法吸烟行为列入失信名单，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建立跨区域执法互助机制，解决外地烟民处罚难问题；推广“快速取证+简易处罚”，明确市民拍照录像作为证据的法律效力。

　　“抽烟成本高了，抽烟的人自然就少了。”褚水莲说。她接诊的戒烟患者中，有人正是因为抽烟限制越来越多，抽烟变得“麻烦”，才最终下决心戒烟。

　　合力共治 从“堵”到“疏”

　　控烟不仅需要立法与执法，还需多方力量共同参与。

　　技术赋能是一个有力手段，数字化投诉平台可大大降低公众参与门槛。深圳上线“别抽啦”小程序，市民随手一拍，就能在手机上投诉违法吸烟行为，后台志愿者实时跟进，疑难案件转接执法部门；上海推出“控烟热力地图”，动态标注问题场所，依托大数据梳理吸烟高发区域，推动执法资源精准投放。

　　控烟不能只靠“堵”，更多地还要靠“疏”。有吸烟者表示，有时候烟瘾犯了，实在忍不住，如果有专门的吸烟处，自己也很愿意去。褚水莲从医学角度分析指出，室内封闭式吸烟室不可行。“一方面难以确保烟雾不通过通风管道扩散到其他地方，另一方面对吸烟者本身也有危害。”她指出，吸烟区应设在室外露天、远离人流密集处，可搭建防晒防雨设施，并设置清晰标识。

　　上海的室外吸烟点标准践行了这一理念——2024年9月，上海市地方标准《室外吸烟点设置与管理要求》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个室外吸烟点标准规范，规定了选址、设施、标识、健康提示等设置要求，明确了室外吸烟点的日常巡检与维护等管理要求，目前已建成覆盖商圈、公园、交通枢纽等场所的上百个示范点。

　　从社会宣传到医疗干预，从社区到校园，社会共治的力量正蓬勃生长。在云南，“银杏控烟志愿者团队”通过文艺表演、主题赛事等多种形式传播控烟理念，已成为当地控烟的关键社会力量之一；深圳依托“15分钟社康圈”，千余家社康机构搭载戒烟干预模块，医生常态化开展吸烟筛查与劝导，累计完成千万人次问询；西安外国语大学则明确吸烟区是控烟“过渡点”而非休闲场所，倡导学生理性克制烟草依赖。

　　人与人之间的友善沟通也是化解冲突的关键。上海发布《室外控烟柔性治理倡议书》，倡导市民采用温和方式劝阻违规吸烟行为，提醒场所加强控烟管理，引导志愿者统一着装、强化劝阻技巧，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吸烟者尽早戒烟。

　　控烟不是不吸烟者与吸烟者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需要各种社会力量携手推进的“联合行动”。期待在多方合力下，公共场所的“烟”能早日散去。

　　作者：本报记者 乔 彩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